20251016-天幕红尘-豆豆

叶子农笑了，说：“照你的意思，我要揣本《圣经》就有了上帝的价值，没那好事吧？”
布兰迪说：“嗯，这话是有点问题，但我确实是认真的。我对你很好奇，你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吗？这个结果非得需要成为事实才能被你认识吗？”
叶子农说：“马克思主义胜利失败关我什么事？我不愿意跟人讨论这个问题，谁的看法谁揣着，我没想去影响谁，也没想去受谁的影响。”
布兰迪说：“你可以不去影响别人，但即使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却还在影响你。我好奇的是，是什么样的教育能让你这种思辨能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居然丧失判断力？”
叶子农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布兰迪说：“简单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斗争，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
叶子农又问：“你怎么知道的？”
布兰迪说：“至少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在这一点的认识是一致的。”
叶子农说：“那你就是拿别人的东西糊弄事了，你知道的只是别人的认识，你知道别人的认识和你自己知道，不是一回事。”
布兰迪怔住了，想了一会儿说：“嗯……是的，不是一回事。”
叶子农说：“如果我也拿别人的认识当知道，那就是有判断力了？”
布兰迪微微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总是一个事实，这至少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吧？”
叶子农说：“牛顿定律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属于准不准确，不属于胜败的评价范畴。”
布兰迪说：“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算什么？”
叶子农说：“你既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不妨再捎带问一句，那即将诞生的欧盟又该算什么？如果谁挂了块牌子就是什么，那就不用见相非相了，谁还不会挂块牌子？苏维埃不是被谁骂垮的，欧盟也不是为了主义凑在一起的，是成员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资源社会化和全球化是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要求，是人类要过好日子的本能。如果欧盟有一天沦为政治工具或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它会像苏联一样垮掉，半点没商量。”
布兰迪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诧，思索着说：“这个观点……太大胆了，这就意味着对立的双方都在走着与各自旗帜相背离的道路，恐怕两大阵营的学者都不会认同，特别是红色信仰这一方。如果是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就否定了作为某个阶级获得解放的法宝。如果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共产主义的美丽许诺，这个学说的信仰价值就将不复存在。”
叶子农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们三个正在望河楼吃饭，你信吗？”
布兰迪说：“这不是信不信，是就是。”
叶子农说：“所以，信即不是，信仰只管需要信仰的用，对我这种刨根问底的疯子就不用谈信仰了。”
布兰迪看着叶子农，突然有些困惑了，说：“那你……到底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叶子农说：“我不是赞成的，也不是反对的，我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本来的。”

方迪出身于军人世家，爷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父亲是少将，哥哥军校毕业后就下连队，走的也是从军道路。方迪从小在北京军区八号家属院长大，简称“军八大院”，因为大院有一种“比”的风气，比谁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艺……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军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别称，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从军八大院出来的孩子都以此为荣，常挂嘴边一句话：我是谁？魔鬼大院出来的！方迪19岁就读纽约圣尼耶尔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完新闻学硕士又报考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她从19岁独自离开北京，在纽约这座城市已经生活6年了，已经逐渐适应了这座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
这是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附近的一座学生公寓，分4种户型，可以独租，也可以几个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独租的小户型，卫生间和厨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集客厅、卧室、书房于一室。房间里除了单人床和衣柜，最显眼的就是靠墙摆放的一张裱画台子，2米多宽，1米多深，上面摆了一堆新闻采编的设备，有专业录像机、专业摄像机、开盘录音机、有线麦克风、喷墨打印机、电脑、显示器、音箱，俨然就是一间新闻采编工作室。除了这些还有台式化妆镜、化妆品、碗筷等生活用品，这虽然不是一张严格意义上的桌子，却是集梳妆台、写字台、电脑桌、视听编辑、饭桌于一台。裱画台、单人床和衣柜摆放得很拥挤，硬是挤出了门口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视觉上显得很不协调。方迪喜欢跳舞，这块空地是她闲时练舞的专用领地。

开盘录音机时断时续。
陕北延秀当年村支部书记的声音：子农刚下乡嘛，那时还是个娃，我问他会做啥，他说会打架，那我说那你去看山林吧……陕北延秀一女村民的声音：子农那脏得呀，脖子上生疮，手都冻烂了，就那，人家不耽误学习，那《资本论》啥的，厚得像砖头……
陆军作战部家属院前居委会主任的声音：哎哟，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补偿款子农都没要，那孩子倔，说那是父母的命钱，花不出去，他说他们都是党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东西都当党费交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声音：有过几次交流，见解独到，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东柏林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的重要标本，我相信子农已经预见到了柏林墙即将倒塌，作为学者当然希望目睹那一幕，见证历史……
方迪一边工作，一边不时通过衣柜的镜子看看自己。这个角度不是巧合，是她从一开始布置宿舍就设计好的角度，这或许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孤芳自赏。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镜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脑海里不断幻化，像一个风情万种的极致女人。

黄主任说：“关于设备定金和付款方式，我们商量了一下，可以做适当的让步，但定金最少不能少于2万美元。付款方式原则上接受贵方的要求，但首付不能低于50%，设备运抵布达佩斯后，等安装、调试运转正常了，再付50%。”
叶子农想了一会儿，说：“可以，这个能接受。”
业务经理余其伟说：“那接下来就是谈劳务输出了，关于劳务输出批文，我们愿意再让一步，80万元人民币。户口迁入费我们也让一步，每人2000元人民币。去布达佩斯的资信考察费我们还让一步，50万元人民币。如果叶先生接受这些条件，这个项目马上可以启动。”
叶子农摇摇头说：“距离太大。”
黄主任说：“叶总也要体谅我们的难处，我们是冒着犯错误的风险跟贵方合作的，出国的那些人回来跟我们要耕地怎么办？违反了户籍政策怎么办？搞不好是要犯大错误的。”
叶子农说：“出国的那些人如果真回来，那是一笔招商引资的资源。中国现在执行的是1958年的户籍管理条例，且不说是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即使是原条例也没有禁止公民户口迁移的条款。你们的政策研究室和法制办是专做这门功课的，你们明白这个。中央一再强调，改革是没有既定模式可借鉴的伟大创举，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对了过去，摸错了回来。你不伸到水里摸摸，你怎么知道能不能过去？解放思想，就是要扯下裹脚布，迈大步子。”
余经理笑笑说：“裹脚布是扯下来了，可叶先生不接受这些条件，步子迈不开呀。”
公关部经理周雅丽说：“我认为你们缺乏合作诚意。”
黄主任瞥了周经理一眼，显然是不满意属下的这句表达。
叶子农说：“你可以那样认为，但是每天在红川消耗资金的是我们，而且我们也不会无休止地这样消耗下去。合作不是你死我活，是利益的趋同和妥协。”
黄主任说：“费用问题有分歧，不要紧，也可以搁置，我们都回去再想想。现在我们谈谈由外经委组团去布达佩斯考察的问题，先不谈单项费用，只谈组团人数、接待规格、考察项目，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对其他条件有影响的，我们草拟了一个方案。”

一辆黑色尼桑轿车沿红川北环路一直向西行驶，黄主任开车，旁边坐着叶子农。黄主任并没有挑选市内的豪华饭店，而是去了郊外。

傍晚，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中秋时节的天空又高又远，蓝色的天际飘着白云，只有夕阳西下的边际隐约出现一抹淡红。树木尽管还是绿色的，但已经不是青嫩的绿了，是一种成熟的深绿，仿佛有汁液要滴落下来……秋风吹来，哗哗的响声中多了一种萧瑟的意味，偶尔传来几声秋蝉无力的嘶鸣……一切都呈现出一种诗意的美丽与苍凉。

叶子农不好意思问去吃什么，黄主任也不主动说，两人一路闲扯，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直到出了城，叶子农终于忍不住了，问：“黄主任，咱们这是去吃什么？”

黄主任笑笑，不紧不慢地说：“请你吃饭，我还真是犯愁了，你说你这种人走南闯北什么没吃过？所以呀，请你吃饭就得吃点绝的，好不好吃先不说，起码是你没吃过的。咱去蔡庄镇，还有几十公里呢，我说不早吧，到地方也就到饭点了。”
叶子农又问：“什么好吃的？”
黄主任说：“纳鞋底，裤腰带，乱七八糟一道菜。呵呵，当地流传的顺口溜。”
叶子农说：“我就喜欢有特色的地方风味。”黄主任腾出右手从放在仪表盘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单子递给叶子农，说：“都是不上席的饭，不值几个钱，叶总可别嫌俺小气啊，俺老黄官虽不大，可真找个踏踏实实说话的地方也不易呢，是个像样的饭店都能碰到熟人。”
叶子农一看单子，果然是亮底牌了。单子上写的是——


方便面生产线定金　2万美元
省经贸委劳务输出批文　50万元人民币
户口迁入费　每人1000元人民币
护照代理办证费　每人200元人民币
布达佩斯资信考察费　30万元人民币
红川市劳务输出名额　3人


单子是手写的，根本没提方便面生产线的事，却多了一项红川出国名额。
黄主任说：“一竿子到底，交底儿了。叶总要是觉得这个条件还不行，红川方面就无能为力了，今晚这顿饭咱们就当叙叙家常。”
叶子农说：“凭心说，比我预期的满意。”
黄主任使劲点点头，满意地说：“好，好！那这事就算成了！”
叶子农问：“红川这3个人是男的女的？多大了？打算到哪儿发展呢？”
黄主任说：“都是小子，20多岁吧，家长一个是海关的，一个是公安局的，一个是经贸委的。其实递条子的不止这些，外经委也难哪，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能推的都推掉了。至于到哪儿落脚，那得看你们了，帮他们找个工作，以后怎么混就靠他们自己了。”
叶子农把单子还给黄主任，点上一支烟，说：“匈牙利与奥地利接壤，这条路线相对好操作一点。维也纳是世界名城，确实很不错的。奥地利与德国、意大利接壤，有了奥地利的居留以后还可以有选择。这一项的费用我们出了，路费他们自己负担。”
黄主任说：“好，很好。这里外的安排，首先法律法规上我们不作难了，各路关系也照顾到了，这批劳务输出也算件能拿上台面的政绩……不错！我老黄在主任这个位置也有些年头了，迎来送往的也算阅人无数吧，我一看你老弟就是能干点事的人，我要过去，就先让人家过得去，不简单哪！其实你来没几天我们就有底了，统战部，公安局，侨联，港台事务办公室……你看有多少渠道可以了解你，但是该谈还得谈，没这个过程是不行的。”
叶子农说：“那剩下的就是付款方式了。”
黄主任说：“首付总额50%，最后一批离境前再付50%，这样双方都放心。”

叶子农说：“同意，我这边没有问题，即签合同，即交首付。”
黄主任说：“这种事不宜久拖，既决定了就要速办，闪电式的。你没辆车不方便，买辆车也不值当，我们借给你一辆车，把办公室的小柯派过去，连司机带助手都有了，小柯人熟地熟，联络起来也方便。出国前7天，我们找个地方给他们办个安全生产强化培训班，全封闭的，免得到处放羊出差错。”
叶子农想了一会儿，说：“过两天我可能得回趟柏林。”
黄主任说：“哦，那最好是签了合同再走，不影响这边的进展。”
叶子农说：“那当然，肯定要先签合同，再说回不回去还不一定呢。”
黄主任说：“等签了合同，你要有事就回去一趟。这边的事你放心，材料汇总到我这儿就可以了，有专人办理，你在不在都一点不受影响。户口迁移证给他们发下去，他们到当地机关提档案也得几天呢。”

果然如黄主任所说，到了地方也就到了饭点。黄主任把车开到一家名叫“蔡庄菜”的饭馆门前停下，门口已经停了七八辆车，但多是外地车牌号的大货车，这就是说吃饭的大多是南来北往的过路司机，也说明这家的饭菜经济实惠。两人上到二楼要了一个小包间，黄主任点了几个酒菜，先是上了几个凉菜和啤酒，两人就边喝边聊。
黄主任说：“这‘纳鞋底，裤腰带，乱七八糟一道菜’是啥呢？早年人民公社的时候大兴水利，每年冬闲都挖河。这挖河苦哇，派工一直是老大难问题，书记就想了个主意，改善伙食。可人多呀，也只能乱七八糟大锅煮，结果是特别好吃。纳鞋底就是锅贴子，为熟得快拿钢刷子拍两下，密密麻麻的像鞋底。裤腰带就是宽面条，锅太大了，细面煮熟了根本捞不出来，都成糨糊了。那年月，能吃上这些可不得了，后来就形成了这种吃法，当地的红白喜事你要没上这个，那你就算没请客。”
叶子农说：“那得尝尝。”
黄主任说：“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好了，吃得也讲究了，可还是有不少人就喜欢这口，吃的就是这口土得掉渣儿的味。你看，门口停的都是外地车，过路司机都喜欢到这儿尝个稀罕。”
说话间主菜上来了，只见服务员端着一个农村和面的大瓦盆，那么大一盆菜，热气腾腾浓香四溢……叶子农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大盆菜，惊讶地说：“我的天哪！”
黄主任也来了兴致，对服务员说：“去，拿瓶白酒。”
叶子农说：“不行，那开车太危险了。”
黄主任说：“我这酒量，没事！你看，这就是乱七八糟一道菜，没啥刀法讲究，就是一个实惠，豆腐、皮扎、丸子、肉块啥都有，一般的饭量，这盆菜够5个人吃。”
叶子农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子，摆开阵势开吃。
白酒上来，黄主任自己倒上小半茶杯，也不谦让，也不劝酒，一口就闷喝见底，然后又如数倒上。叶子农看在眼里，越发觉得有些异常。
黄主任说：“对外地司机来说这家的饭菜很实惠，其实呢，是比以前贵多了，都是让那帮过路司机给吃贵的，这一贵不要紧，镇上的老百姓就不怎么来吃了。要说也没多贵，要是放在其他乡镇真的不算啥，可红川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地区，土地承包以后原来的水利设施都荒废了，遇到大涝大旱单靠独门独户的力量根本抗拒不了。”
叶子农感觉到黄主任正在逐渐偏离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也许是怕冷场，但这种偏离又似乎隐含着什么东西。叶子农看不清楚，只能附和着说：“嗯，水利很重要。”
黄主任说：“老弟，咱初次见面你跟我说过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你说，中匈互免签证早晚要废止，现在还没废止。官商早晚要退出市场，现在还没退。护照早晚会像办身份证一样简单，现在还没简单。那你说，咱是不是在钻法律空子？”
叶子农说：“钻空子，是禁止而有漏。法律就没禁止，漏在哪儿？钻什么？”
黄主任竖了一下大拇指，又是一口闷喝，再倒上。
叶子农说：“黄主任，你可不能这样喝。”
但是黄主任已经开始话多了，说：“老弟，不是我跟你邀功，外经委也难哪，真的做了很多工作。户口人头费，县里张嘴要3000，宋主任指着县长鼻子骂，说你他妈抢劫哪？县长也急了，指着自己说，这钱我要是截留一分，我他妈是狗娘养的……唉，还是穷啊，闻不得一点肉腥，你让他啃个猪蹄儿，他恨不得把卖肉的都啃了。”
叶子农只能再次附和着说：“嗯，宋主任和黄主任都辛苦了。”
黄主任由于酒精的作用渐渐来了情绪，说：“老弟，干部不都是焦裕禄，可也不都是刘青山哪。你说吃点拿点有没有？有！但是绝大多数干部是不出大格的，是兢兢业业想干好工作的，不像有些人说的，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
叶子农说：“我就不信咱年年8%的经济增长都是群众无组织自发干出来的，这样说不是对立干群关系，是说中国的成绩是干部群众一起干出来的。事实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全国人民就奔小康了。但是呢，这五个指头不会一般齐呀，你得允许一部分人高高兴兴奔小康，一部分人嘟嘟囔囔奔小康。”
黄主任再次竖了一下大拇指，第三次一口闷喝，再倒酒的时候手都有点不听使唤了。
叶子农也真急了，说：“老黄，你真不能再喝了！”
黄主任摇摇头，说：“我老黄什么场面没见过？谁想灌老黄一杯酒，难哪！可今天不一样啊，不喝酒，我老黄张不开嘴呀！咱这事再咋说也不是规范的事吧？可你知道吗，这人头费是当扶贫指标分下去的……老弟，这我还能跟你说啥呢？是两个乡镇的领导求着我再找你争取点，就是再争取几个名额也行啊，其中一个领导就是蔡庄镇的……我谈干部，不是跟你老弟瞎扯呀，我是想让你相信，这钱不是肥我老黄的，也不是公司赚的……”
叶子农伸手示意黄主任不要再往下说了，说：“人头费每人再加一千。”
黄主任第四次一口喝干，酒杯一蹾，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说：“老弟，仗义！今天这酒我得……得喝……多喝出十几万块钱来，我老黄也是好……好……好干部……其实你们这里的事我全知道……你给林雪红带……啊带个话，希望她渡过难关……将来想……回国内发展了，欢迎她来红……红川投资……”
叶子农见黄主任已经喝成这样了，起身去结账，让店里的两个服务员把黄主任小心翼翼搀下楼，扶到车后座，自己开车返回了红川。

赵老板取出火机介绍说：“这个叫纯金重型盔甲机，火石汽油式燃烧，没牌子，是著名火机设计大师威尔逊的私人作品，此款全球只此一只，具有唯一性，机壳、内胆全都是纯金手工打造，极致简洁，没有任何文字图案，重量是406克，有威尔逊先生的亲笔证书，有上家的购买收据，有香港万盛拍卖行的拍品证书，接受全球任何一家专业机构的鉴定。”
戴梦岩问：“我可以拿一下吗？”
赵老板说：“当然可以。”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副崭新的手套递给戴梦岩。
戴梦岩戴上手套，刚拿起火机就惊讶道：“好重啊！”
赵老板说：“这是今年4月我在拍卖会拍到的，成交价17万，本来我是打算以后升值了再出手的，可最近周转有点问题，还是拿来了。”
戴梦岩问：“这个你要多少？”
赵老板说：“戴小姐要是喜欢就给20万吧，我确实资金遇到点麻烦，见利就走了，戴小姐也不要还价了。说实话，这火机再拍卖绝对不止这个价。”
戴梦岩考虑了一会儿，说：“赵先生，这火机是大师的作品，这一款有唯一性，又经过公开拍卖，懂行的人应该能认出来。我想说的是，不管以后这只火机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不希望外界知道是我买的，原因我就不解释了。”
赵老板说：“明白。这个请放心，没有合法程序我们是不会透露客户信息的。”
戴梦岩说：“好，那就办手续吧，我需要你也开一张证书。”
赵老板开完收据，手写了一份金盔甲火机交易证书，盖上公司印章和个人签名，连同先前已有的证书、票据一并交给戴梦岩审阅。戴梦岩仔细看过之后没有问题，就去里屋从保险柜里拿来一本支票，填了一张20万港币的现金支票交给赵老板。


进到里屋经理办公室，戴梦岩在沙发上落座。
梁士乔关上门也坐下，责怪地说：“你看你，打个电话我去一趟就是了。这儿有好几单事我都压着呢，就是不想打扰你，现在是需要你休息。”
戴梦岩说：“我今天是私事，不是找梁总，是来找梁哥。”
梁士乔一笑说：“哟，这话怎么听着心里发毛呢。”
戴梦岩说：“梁哥，你怎么看叶子农这个人？”
梁士乔不解：“怎么想起问这个？”
戴梦岩从手袋里拿出香港—柏林的机票和打火机盒子放到茶几上，说：“我想和这个人接触一下，这火机就算个表示，刚买的，付过钱我就来了。”
梁士乔愣住了，愣了好久，拿起机票看了看，说：“叶子农不在红川吗？”
戴梦岩说：“不在，躲老九了。老九你知道吧，大高个儿，开饭店那个。”梁士乔问：“他去红川干什么？”
戴梦岩说：“据林雪红说，老九的饭店不景气，去红川找叶子农了，叶子农好吃好喝招待了几天，就躲了，把老九晾在了红川，就是赶他走呢。老九不走，叶子农在红川还有一摊子事呢，老九知道他躲几天还得回来，就在红川等。”
梁士乔看着戴梦岩，看了有几秒钟，然后拿起盒子打开，端详了一番打火机，又看了看票据和证书，淡淡地说：“嗯，梦姐风范，也够诚意。”
戴梦岩说：“梁哥，你有看法就直说，不用这么艺术吧？我就是接触一下，我相信叶子农不是那种浮浅的人，我会让他承诺保密的，公司不会受影响。”
梁士乔平静地说：“放心吧，你没有机会让他承诺的，他不会接受你。梁哥再贪财，还不至于在这种事上给你挡道，况且也挡不住，这个你也可以放心。”
戴梦岩不屑地说：“你是说，他看不上我？”
梁士乔说：“这不是谁看不上谁，是鸡同鸭讲，不通。”
戴梦岩问：“怎么不通？”
梁士乔想了想，说：“比如这儿有一块黄金和一条鱼，让你和猫来选择。”
戴梦岩说：“那我肯定拿黄金，猫肯定把鱼叼走了。”
梁士乔说：“这就是打个比方，一个群类一个活法，相互价值无效。这种事不需要用脑子想的，你就是再给我多安个脑袋我也不会想到那儿去。”
戴梦岩说：“都说人在人情在，可罗家明已经不在了，这小子还是把事扛了。我以为这种人世上已经绝种了，没想到还有存活的。”
梁士乔起身从办公桌上一沓待签的合同里抽出一份协议递给戴梦岩，说：“这是布兰迪发来的传真，你签个字那边就打款。你既然来了，就看看吧。”
戴梦岩看了看，说：“债权转移？什么意思？”
梁士乔说：“他先来的电话，我也问了。他说他很尊敬叶先生，不希望再看到叶先生被戴小姐刁难，愿意替叶先生清偿抵押债务。”
戴梦岩说：“哼，讨巧人情。这不疼不痒的，不会就这点意思吧？”
梁士乔说：“那当然，这只是个示好的姿态，肯定有实质内容在后面。布兰迪是搞新闻综述的，吃的是政论这碗饭。叶子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你再看看国际局势和叶子农的背景，随便瞅一眼都知道布兰迪想干什么。”
戴梦岩说：“那也得看叶子农吃不吃他那一套，我觉得不会。”
梁士乔说：“布兰迪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迪拉诺公司是不会让面子落地的角色，叶子农吃不吃那套这件事都不简单。演艺圈是最忌讳政治的，如果布兰迪这事成立，你这个时候接近叶子农，那就不是找没趣了，是找死。”
戴梦岩轻轻点了下头，问：“梁哥，那你说猫叼的鱼是什么价值？”
梁士乔说：“这个不好单说某个人，只能说有这么一类人吧。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早上明白了道，晚上死了都可以。这也是打个比方，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娱乐圈是个名利场，有名才有利，没票房就得饿死。你从一踏入这个圈子一些东西就被注定了，你只能比名气、比身价，慢慢就成性了，由不得你自己。很多女明星要么豪门婚恋，要么独身，那不是偶然的，是她的心气和周围评价要求她只能那样。”
戴梦岩说：“梁哥，我说句没大没小的话，你别介意。如果是你，你要我吗？”
梁士乔想都没想，说：“不要。拿着烫手，扔了可惜，除了闹心没别的。但这还不是鸡同鸭讲，鸡同鸭讲是超出了利弊权衡，是相互价值根本无效。”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梁哥的话我记住了，我会想的。机票是我自己订的，火机是我亲自买的，这一步迈出去是福是祸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梁士乔摇摇头，叹了一声：“唉……”

门开了，叶子农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是谁，等戴梦岩摘下茶色镜认出来了，也一下子愣住了，惊诧地说：“怎么……是您？”
戴梦岩笑着说：“是啊，刚巧有个人开门，我就跟进来了。”
叶子农说：“那……请进，请进。”等戴梦岩都进屋了，他还探头往外看。戴梦岩说：“没人了，就我自己。”
叶子农不知戴梦岩的来意，关上门，客气地问：“您这是……”
戴梦岩没有答话，像先前的布兰迪和老九一样进门先打量屋子。尽管梁士乔跟她描述过叶子农住所的简陋状况，但实际看到的情景与她脑子里的想象还是不太一样，比想象中的更狭小、更简陋、更脏乱。虽是白天，但房间里面还是开着灯，自然光线被厚厚的窗帘阻隔在外面，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这让刚一进来的她需要一点时间适应里面的光线。房间里有一种日积月累的烟味，那烟味好像从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上散发出来。这套狭小杂乱的房子在她看来简直无处下脚，哪一个角落都找不到可以跟“舒服”两个字联系起来的东西。墙根的电视机开着，放着推倒柏林墙的德语纪录片……
叶子农见她这么认真地打量房子，就思忖：是不是她对红川劳务没信心，提前考虑卖房子的事了？于是谨慎地说：“红川还没结果呢，您现在就看房子……”
戴梦岩说：“我不是看房，是看上你了。”
叶子农谦卑地说：“哟，我能给您帮什么忙呢。”
戴梦岩说：“没听懂吗？那我再说一遍。我看上你了，就是男女的那种。”叶子农没动声色，大脑里却呆住了，这是让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最多能想到的也不过就是帮个忙、共点事什么的，怎么可能会扯到男女的事上？他看着戴梦岩，看着这个拥有无数狂热影迷，集名气、美貌、财富于一身的女人，脑子迅速地疑问、判断，迅速地归整出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应对，平静地说：“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戴梦岩从肩上拿下挎包放到旁边的小塑料凳子上，走到叶子农跟前说：“好啊，我来给你脱。上面就不用脱了吧，用不上。”说着，去解叶子农的皮带扣。
就在皮带扣将要解开的时候，叶子农突然拨开了戴梦岩的手，抓起茶几上的烟、打火机和一串钥匙，说了声：“真他妈疯子！”匆匆逃下楼去。
戴梦岩望着敞着一半的房门，听着叶子农急速下楼梯的声音，淡淡一笑。听着下楼的声音越来越远了，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探头往下看，只见叶子农出了大门，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定神，然后点上一支烟，漫无目的地望着街上。她回客厅拿上挎包也下楼了，出门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她看见叶子农拿走了一串钥匙，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没敢把门带死，而是虚掩上了，不注意就看不出有没有锁门。
叶子农听到单元的铁门响，回头看了一眼是戴梦岩，没理她。戴梦岩走到叶子农面前，冷冷地说：“跟我来这套？早把你看透了！”
叶子农见戴梦岩是脸朝人行道的一个方向站着，自己赶紧挪到靠墙根的位置，对戴梦岩摆了摆手说：“您站这边，看我，脸冲墙。”
戴梦岩没明白怎么回事，问：“干什么？”
叶子农说：“你知道柏林有多少华人？全世界的华人没有不认识您这张脸的吧？”
戴梦岩一副不在乎的神情，说：“我不怕，早习惯了。”
叶子农说：“我怕。”
戴梦岩站到脸朝墙的位置，说：“我既然来了，就一定是有准备的。你呢，也一定有你跑的道理。我给你个机会，你说实话，如果真的在理，我不难为你。”
叶子农说：“我总被人甩，怕了，经不起折腾了。”
戴梦岩嘲讽地说：“总被甩，为什么？”
叶子农说：“穷呗，人又邋遢，脏懒馋占全了。这不怪人家，我就是一只癞蛤蟆。”
戴梦岩说：“不老实！总被甩就总有女人，男人惯用的伎俩。那我告诉你，你那点流氓把戏到了我这就算到头了。”

叶子农不吭声了。
戴梦岩说：“不说？好，那你就在我这儿屈就吧，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
叶子农犹豫了片刻，说：“烫嘴。我怕你把聚光灯招来，剥夺了我的自由。”
戴梦岩问：“仅仅为自由？没有性格、学识这方面的原因吗？”
叶子农说：“不能说没有，但仅自由这一条，就足以让其他都无须关注了。”
戴梦岩狠狠瞪了他一眼，说：“太刻薄了！你就是这么尊重女士的？”

叶子农去摁密码开门，这种单元门锁跟香港很多住宅楼差不多，都是电子门锁，每户有一个密码。开了门，两个人上楼回到屋里，叶子农关了电视和录像机，去厨房烧水。
戴梦岩把挎包又放回凳子，也去厨房看看。这只能算是一个所谓的厨房，不是因为厨房的空间更狭小，而是里面根本没有锅碗瓢勺，也没有米面油盐，唯有冰箱和炉灶还能与厨房搭点边，这说明叶子农是从不在家做饭的，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吃，炉灶的作用只是单一的烧开水。厨台上有只好大的白色搪瓷茶缸，茶缸已经很旧了，有几处掉瓷的疤痕，内壁的茶渍日积月累早已变成了黑色，茶缸上面还有“抓革命，促生产”的红字。戴梦岩在内地拍戏时见过这种茶缸，那是用来表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道具，没想到叶子农居然还在用着“文革”时期的产品，这让她觉得叶子农就像那个红色年代一样陌生而遥远。
叶子农从一只绿色的茶叶桶里取出一些花茶放入茶缸，然后打开水龙头，把两只玻璃茶杯象征性地涮了涮，就算洗过了，拿着两只茶杯和大茶缸去客厅，放到茶几上。
戴梦岩也走过来，再次打量了一下屋子，说：“你看看你这穷酸样儿。”
叶子农正在点烟，从嘴上拿开烟说：“谢谢。”
戴梦岩纳闷：“这你谢什么？”
叶子农坐下，说：“能让您获得优越感，这让我觉得我的穷酸也有了价值。”
戴梦岩惊叹地摇摇头，拿过一只凳子也坐下，说：“你真够恶毒的，我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个痞子。”叶子农说：“您看，我们穷人也得打起精神过日子不是？”
戴梦岩从挎包里拿出那只纯金打火机，没有显示打火机身份的包装盒和证书了，只是一只纯粹的打火机，轻放在茶几上，说：“没什么好买的，送你一只打火机。”
叶子农被打火机硕大的个头和金灿灿的质感给镇住了，尽管戴梦岩是小心轻放的，但打火机落下的声音还是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分量。他伸手去拿，火机差点脱手，完全不是平常习惯了的那种手感，太沉了。他小心地拿在手上，说：“好沉哪，是金的吧？”
戴梦岩说：“没见过金吗？”
叶子农说：“没见过这么大块的金。”
戴梦岩说：“那就见见吧。”
只要是思维还正常的人，不用想也能判断出这是一只有来历、有背景的天价火机。叶子农把打火机放回原处，说：“这我可受不起，谢谢，谢谢了，您请收回。”
戴梦岩说：“不喜欢就扔了吧，别看着烦心。”说着她拿起打火机去了厨房，洗碗池下有个垃圾桶，随手扔了进去。
叶子农赶紧跑过去，从垃圾桶里拿出打火机。打火机太沉了，愣把桶里的垃圾砸出了一个坑，机身也沾上些茶渍和茉莉花茶的碎末子。他先用纸巾小心擦干净机身表面，然后从卫生间里找出一件质地柔软的纯棉背心，小心翼翼又擦了一遍，回到客厅，又把打火机放回原处，说：“那……那……那这样吧，我先替您收着，先替您收着。”
说话间水烧开了，从厨房传来水壶的蜂鸣声。叶子农去厨房关火，提着水壶过来，将滚开的水冲进已经放好茶叶的搪瓷茶缸，一股浓郁的茉莉花茶香气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叶子农说：“花茶你喝得惯吗？要喝不惯我下去给你买点饮料。”
戴梦岩说：“喝得惯，就是杯子用不惯。”说着拿起玻璃杯到厨房仔细洗了一遍，回到客厅从挎包里拿出高级纸巾擦得干干净净，这才让叶子农倒茶。
喝了一口茶，戴梦岩从包里拿出两份文件和两本房产证，先把一份房产抵押文件和两本房产证放到叶子农面前，说：“我用不着了，还给你。”
这个叶子农没有推辞，说：“谢谢你的信任，谢谢！”
戴梦岩注意到，叶子农这次没有用“您”而是用了“你”，也没有推辞，这让她感到这个人对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是有分寸的，因为房产抵押的债权行使在她手里，即使抵押文件在她手里也不妨碍她放弃权利，这种情况下叶子农即便推辞也是无效的，也是对她的信任不尊重。她又递上另一份文件，说：“这是布兰迪给梁总的传真，你看看吧。”
传真的内容不长，意思也很简单。叶子农看了看，又把传真还给戴梦岩。
戴梦岩说：“我没理他，但是也得告诉你呀，布兰迪就是想通过梁哥让你知道的，我也别辜负了人家。布兰迪是做政论节目的，美国媒体一向对中国说三道四，别沾这个人。你和罗家明不一样，会有麻烦的。”
叶子农说：“活着就有麻烦，能躲就躲，躲不了就受着。”
戴梦岩说：“不说那些了，晚上吃什么？”
叶子农问：“你住哪儿？”
戴梦岩说：“梅尔卡酒店。”
叶子农说：“那我打个电话要两份外卖，吃完饭我送你回酒店。”
戴梦岩说：“不行，你要请我吃饭，去饭店。”
叶子农说：“别到公共场所，让人认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戴梦岩坚持道：“不行，你一定要请我吃饭。就算是朋友嘛，凭什么老九到了红川你请他好吃好喝，到了我这儿就得吃盒饭？”

叶子农想了一会儿，问：“喜欢吃日本菜吗？”
戴梦岩说：“还可以吧。”
于是叶子农开始做出门的准备，先是看烟盒，见烟不多了，就去拿了一个整盒的，然后拿上钱、车钥匙，最后拿着纯金打火机犯难了，搁哪儿都觉得不保险。
戴梦岩说：“这火机是给你用的，不是让你添病的。”
叶子农说：“用它？那就不是怕丢火机了，是该怕丢命了。”

戴梦岩和叶子农一起走到那辆白色大众轿车跟前，陈旧汽车仍然是非常干净，戴梦岩拍了一下车身笑着说：“哟，你的车可比你的家干净多了。”
因为布兰迪也说过同样的话，叶子农笑了，也同样说：“出了门就要服从公共规则。”
戴梦岩对车的感觉太了解了，一上车就感到了空间不够，减震不好，座椅不舒适，就连关车门的声音都不一样，是“啪”，而不是“砰”。汽车发动后明显能感觉到车身颤动，发动机噪音也更直接。她扣上安全带，说：“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叶子农笑笑，说：“托您的福，我正在过好日子。”
戴梦岩说：“这算什么好日子？”
叶子农开动车，笑着说：“这是我的好日子。您有您的好日子，您过您的。”

戴梦岩说：“我见过男人把白衬衣穿成黑色的，没见过把黑衬衣穿成白色的，今天在你洗手间见到了，你真了不起。”
叶子农说：“有时候想不起来送洗，没衣服换了就找件脏得轻点的穿。”
戴梦岩说：“你要自由，我给你。只要外界不知道，你就有自由。我不能肯定咱们就一定合适，看清楚这个需要时间，你也要给我时间，但是在我没有特赦你之前，不许你有其他女人，否则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任意说你和我的关系，你知道八卦新闻会怎么炒作，也就别跟我要什么自由了。我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信不信由你。”
叶子农说：“我信。”
这时面条端上来了，清汤见底，上面铺着青菜、肉片、小鱼，热气腾腾。叶子农吃得波澜壮阔，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全然不顾斯文。
戴梦岩皱皱眉头，说：“真的不雅，你就不能绅士点吗？”
叶子农放下筷子，擦擦汗，又擦擦嘴，说：“你得允许一部分人先高雅起来，一部分人后高雅起来，一部分人怎么也高雅不起来。”
戴梦岩无奈地一笑，说：“我提三个要求，你要答应。”
叶子农说：“那要先听听看了。”
戴梦岩说：“第一，不许用让我恨你的方式赶我走，比如羞辱、虐待，到头来还落个你是为我好，我不要这样，你想赶我就直接说出来。第二，不许从你嘴里说出来赶我走，你要想赶我就高明点，别让我察觉，你这么有脑子，不缺这点智慧。第三，不许跟我用心计，我肯定是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钱，你这种头脑的人要跟女人用心计，那就太欺负人了。”
叶子农说：“嗯，回头我查查字典。”
戴梦岩不解：“查字典干什么？”
叶子农说：“看看还有没有我可用的词了。”

1991年10月27日，星期天。在灯火通明的红川机场候机厅里，叶子农、黄主任和红川对外经济服务公司的几名干部送最后一批劳务输出人员登机离境，选择的国际航班仍然是红川经停汉城、莫斯科至布达佩斯这条航线，仍然由莫尔和徐红带队。
叶子农和黄主任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着“劳务人员”一个个通过关口，叶子农一直担心的不是债务期限，而是匈牙利的局势。出国热一直在升温，匈牙利是最大跳板，华人大量涌入布达佩斯很快会造成社会问题，两国政府都不会置之不理。一旦中匈互免签证协议有变，将会对这个计划造成致命冲击。此时此刻，叶子农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放松了一点。
黄主任说：“老弟，不是我赶你，此地不宜久留。”
叶子农问：“有麻烦了？”
黄主任说：“有人举报了，说这笔劳务输出是特大偷渡，公安局已经立案了，外经委的意思是查查也好，有个结论以后不扯皮了，不然老留个辫子。按照国家现行规定，对外劳务输出不允许跨省、跨系统派遣，过路劳务确实是属于不规范动作，户口迁移只是变通了一下政策。这个由外经委来应付，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叶子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得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让各种矛盾反映出来。红川的案子怎么定性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法律滞后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观念问题，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念不一样判断就不一样，肯定会有碰撞。”
黄主任说：“没事，至少没大事。”
叶子农说：“本质还是有中匈互免签证条约，没了这个就没了这事的法律基础。”

布兰迪说：“那你认为什么是共产主义？”
叶子农说：“不用每句话前面都加个‘我认为'吧，我还有可能不是我认为吗？”
布兰迪说：“不必。”
叶子农说：“一句话，世界经济有机一体就是人类共产，阐述这个演化原理的理论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词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拯救、许诺的色彩，人们出于美好的愿望把共产主义神化了。共产主义不是消灭穷人、富人，不是天堂，不是物质和道德指标，是经济学的概念，是经济形态的描述，它既是经济规律的产物，就一定不是人可以奋斗来的，也就不可能是哪个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最通俗的理解，地球东边经济危机，地球西边碗里就少了一块肉，这就是共产主义。”/

布兰迪思索了片刻，说：“如果按这个说法，那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了，一次石油危机就足以让全世界的碗里少了一块肉。”
叶子农说：“碗里少了一块肉，经济结构就会调整，有所淘汰，有所催生。碗里连饭粒都没有的就会闹事，只要我挨饿你就别想活踏实了，社会就会朝更稳定的结构整合。共产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词，可以是几个人合伙的共产，可以是企业联合、兼并的共产，可以是地域与地域或国家与国家合作的共产。地域性的社会化经济，你可以叫它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球结构的人类大经济，就是全球经济高度依存、高度一体化，这种经济形态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共产主义。人类各个角落的经济会因不同条件呈现不同形态，但不管什么形态，其本质都是朝着社会化和全球化的方向演化，它不管你什么政党、主义，那是经济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的，是人类趋利的本能。”/

布兰迪说：“社会化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只是叫法不同。如果地域性的市场经济都可以叫社会主义，那市场经济国家都是社会主义了？”
叶子农没有直接回答布兰迪的问题，而是问：“人是什么？”
布兰迪说：“趋利避害。”
叶子农说：“人是我要比你强的，我要比你尊贵、富有，比你荣耀……归根到底是我得比你强，比你强了才踏实，这就是人的原动力。所以，尊重、关爱才成了道德，而能众生平等的就不是人了，是佛，是基督。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把货币、技术、信息……包括青春美色和健壮体格等一切可用之用都转化为资本的，是人。市场经济是丛林法则，当社会矛盾演化到谁都过不踏实的时候，生存秩序和生产力要求就会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新规则，就是以国家意志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分配有所干预、有所调控的社会机制。教条的社会主义以为消灭了资本就没事了，其实关资本什么事，丛林法则的原动力是人，遏制了人的原动力，经济就没活力，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都是作为果存在的，无需论证。社会化经济就是不‘唯'的经济，不唯资本形式和结构，不唯所有制形式，不唯资本意志，不唯市场经济……资本是有规律的，运用资本规律协调社会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人民安居乐业过日子，这就是社会化经济，就是马克思没有我们在140多年后看得清楚的社会主义。人们出于各自的好恶可以不叫它社会主义，人类不能被一堆名词困住了，不必为一堆名词吵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只是一堆符号，注重本质的就不会在意它叫什么。”
布兰迪说：“世界经济日益趋向一体化，这是事实。我们不必在意那个发展方向究竟该叫什么名字了，共产党可以叫它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废墟，西方政治可以叫它自由世界，我们暂且就叫它共产主义。既然那不是谁一奋斗就能得来的，并且苏共70多年的奋斗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共产主义理想还有价值吗？共产党还有存在的法理吗？苏共和中共都是靠共产主义许诺夺取政权的，那是不是欺骗了人民？失去存在法理的中共政权如果只能靠国家机器来维持，这是不是专制、暴政呢？”

叶子农说：“如果只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那就狭隘了，一党之利没这么大能量，最本质的是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需要变革的程度了。人类出一个马克思是偶然的，社会矛盾是必然的，《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会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没有共产党也会有这个党、那个党，都是要爆发的。美国的社会矛盾没有激化到那个程度，那些主义就没起作用，如果真有那么管用，那纽约、巴黎到处飘扬的就该是共产主义旗帜。我不敢昧着历史说共产党欺骗了人民，共产党确实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接近平等极限的社会。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说，按教条雕塑的社会模式谁来吹口气也不显灵，捆绑出来的全民经济背离了价值规律，气血不通就没活力。但是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对立双方的立场，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那是一次空前规模的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实践，仅我个人，我愿意称它为伟大的实践。”
布兰迪说：“这话听起来很像共产党。”
叶子农说：“如果是因果真相的，我是不是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
布兰迪说：“对不起。你继续。”
叶子农说：“有谁能给我举个例子，哪个国家政权不是靠国家机器维持的？我们把国家机器这个词换成武力吧，这样更赤裸一些。如果政权是可以单靠武力维持的，历史就不会有王朝变迁，就不会有苏联这种军事强国的解体。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什么主义，只要是违背基本国情的国策，就没有不被淘汰的。我不知道你对中国历史了解多少，儒家文化是中国植根最深、影响最大、渗透时间最长的文化，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它适应皇权制度和小农经济的生产力要求，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和资本经济时代，它已经无力承载现代工业文明了。美国是移民国家，各种价值观汇集，不存在根深蒂固的一统文化，所以很难理解一种文化的根深蒂固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中国只能站在这块文化土壤迈进工业文明。如果儒家文化管用，是解放生产力的，谁敢欺负这么一个大国？历史的事实是，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间，中国的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因为共产党比谁会打仗，是社会基础，正如美国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美国的社会形态。”
布兰迪说：“我不了解中国历史，也不能说了解中国文化，但历史的事实不一定是历史的必然。我不否认美国也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迄今人类可以做到的最先进的制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民主？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价值了，那么中共的存在法理是什么？”
叶子农说：“这会儿我真想加入个什么党先避避嫌再回答你的问题，不然你又该说我是共产党了。你这个问题，谁来如实回答谁都是共产党。”
布兰迪问：“为什么？”
叶子农说：“中共从二一年成立到四九年执政，历经28年，什么样的偶然或运气可以让你连碰28年？这世上还存在没有因的果吗？中国的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有很大差距，但是四九年之前的呆账坏账能不能都划到中共的账上？如果不能，那你是在指责中共呢？还是在指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这会儿你就不怕惹着人民了？”
布兰迪说：“我丝毫没有针对中国人民的意思。”
叶子农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规律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辨别、证明的认识观。也许是我太笨了，我看来看去就只看出了一句话：实事求是。以辨别、证明的认识观实事求是认识事物，这就是我认为的马克思主义。”
布兰迪说：“美国也讲实事求是，依你的逻辑，美国也是马克思主义了？”
叶子农说：“务实与实事求是能不能画等号？咱就算愣画等号，佛法讲如实观照，翻译过来也是实事求是，那佛法与马克思主义又该谁是谁呢？基督教的神，道教的道，佛教的如来，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刨到根其实都是一样东西，规律，又该谁是谁呢？不同价值体系的共性有着不同的外延，因不同用，做不同方向延伸。或许美国移民汇集的文化比中国一统的儒家文化更具有实事求是的含量，或者说更接近实事求是，但是能不能据此就冠以‘实事求是的文化'？可能还不够质量，务实与实事求是毕竟还有距离。”
布兰迪说：“实事求是也是由人来操作的，谁来认定这个实事求是？”
叶子农说：“人民。你不行，人民就请你下去，这就不是真理了，是定律。”
布兰迪沉思了一会儿，说：“假定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但是实事求是就可以取代民主吗？你不认为民主是效率更高和历史成本更低的实事求是吗？”
叶子农说：“解释民主的版本很多，你能不能先把概念定义了，什么是民主？要定义就来点一竿子到底的，别弄个带皮的玉米还得再剥半天。”
布兰迪说：“体现人民意志的制度就是民主。”
叶子农说：“还是个带皮的。意志就一定是利益的体现吗？那开店就只有开张的没有关门的，没有谁开店是为了倒闭赔钱。”
布兰迪想了想，说：“标志性的还是美国的选举制度。”
叶子农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美国式的民主就是数人头？”
布兰迪说：“不是简单的数人头，民主的内涵是尊重。”
叶子农说：“既然标志性的还是美国的选举制度，那你告诉我，哪届总统不是数人头数出来的？又有哪届总统是尊重出来的？国家政权这种事还可以AA制或自助餐吗？不管是简单地数还是复杂地数，还能不是数人头吗？”
布兰迪说：“你愿意理解成数人头，我尊重你的理解。”
叶子农说：“你别尊重，你就告诉我哪届总统不是数人头数出来的就行了。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应该灭绝的，你也尊重吗？”
布兰迪说：“好，就算是数人头。”
叶子农说：“罗斯福和希特勒，你拿哪个去证明数人头的历史成本呢？是不是也捎带着说说越南战争这个数人头的历史成本呢？”
布兰迪沉默，没有回答。
叶子农喝了一口水，说：“民主不是先挖渠还是先放水的非此即彼，不是为民主而民主的事于道，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不是谁想不要就可以不要了。不同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不同的民主形式，没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中国文化2000多年了，那是植根在一个民族骨子里的东西，你说换就换了？中国人民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一定要生活在西方人的价值观里吗？人，文化，是有思维方向和思维半径的，数人头不是什么条件下都能适用的，也未必是最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美国不能把中国的文化土壤搬过去试试美国式的民主，中国也不能把美国的文化土壤搬来试试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经济发展？还是美国式的民主？过去中国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也不管人家需不需要红旗，那是事于道了。美国到处输出它的民主与过去中国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质的不同，同样是事于道。中国有错就改了，美国是不是也该有错就改呢？你喜欢吃大米，就拿把稻子到处撒，也不管人家的土质、温度合不合适，你是真关心人家呢？还是价值观的好恶使然呢？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见路不走，不唯经验、教条，讲实事求是。”
布兰迪说：“我现在很想请你诚实地回答一句，你是不是共产党？”
叶子农说：“当事物作为‘果'存在的时候，必然有它的‘因'，说出这个因的叫解释因果。如果解释中国的因果就叫共产党，那换个话题，我来解释美国民主的因果，我是不是就是共和党呢？你家的水田种稻子，我家的耕地种麦子，你告诉我谁错了？”
布兰迪非常遗憾地摇摇头，叹息了一句：“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

方迪走过去敲门，老九在里面说：“是方迪吧？请进。”
方迪一进屋看呆了，这哪里还是一间厨房，简直就是一个实验室，除了正常厨房里该有的炉灶、器皿、材料，更醒目的则是天平、大小电子秤、大小量杯……办公室的电脑和电话都搬过来了，这显然是产品研发的性质，老九一身大厨行头，正坐在桌前往电脑里的表格填写数据，旁边放着笔和笔记本，写的都是中文繁体字。
方迪惊讶道：“九哥，你这是干吗呢？”老九抬头一笑算是打招呼了，回应说：“革命呗。”
方迪说：“革命？革……革自己？”
老九低着头说：“不革自己革谁？咱还能革顾客的命吗？呵呵。”
方迪站在桌子旁边，说：“九哥，昨天来了几个老同学，难得一聚……”
老九仍然低头填数据，打断方迪的话，说：“我知道昨天你是给九哥捧场的，可谁开店也不能靠这个，你这是寒碜九哥呢。调查报告省了那么多钱，一顿饭的事就别提了。”
方迪说：“九哥，你要这么堵我，这店我以后还怎么来呀？”
老九放下笔，说：“你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你是学管理的，九哥有事要请教你。你要不忙就坐会儿，我也不付你咨询费了。拿个椅子，先坐。”
方迪在老九对面坐下，说：“九哥是商界前辈，可不敢说请教，我只有学习的份儿。”
老九问：“你现在最想什么？”
方迪说：“最想把毕业论文写好。”
老九问：“想管用吗？”方迪回答：“当然管用，不然怎么去做呢？”
老九说：“那你小家子气了，既然管用，为啥不多想点？想博士，干脆当校长。”
方迪被这个“为啥不多想点？”给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老九说：“那我再问你，论物质生活，是咱过得好还是秦始皇过得好？”
方迪说：“当然是咱过得好了。”
老九又问：“那你比秦始皇幸福吗？”
方迪说：“那能比吗？人家是君临天下，万众之上。”
老九说：“那看来物质条件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得比别人强才幸福。”
方迪又愣住了。
老九说：“再问个问题，是手擀面好吃还是机器面好吃？”
方迪说：“九哥，我不敢回答了。”
老九说：“为啥？怕答错了没面子？也就是说只要把错的藏好就没事了？”
方迪说：“那当然是手擀面好吃，口感不死，有麦香。”老九一指面板说：“那你擀一个给我看看。”
方迪说：“我哪儿行啊？擀面那么讲究。”
老九说：“那就是说手和机器都是形式，那些‘讲究’的条件才是本质，不管是手还是机器，只要符合了那些‘讲究’的条件，就都可以做出好面。机器不受情绪影响，不会因为薪水多少给你做手脚，也不会请假、跳槽，质量还会比手工面更精确、更稳定。要按见相非相的说，这就是见到如来了，就是实相，对吧？”
方迪愣了好半天，吃惊地说：“九哥，你你……你是九哥吗？我不是幻觉吧？”
老九说：“九哥哪有这道行？刚学的，背课文。我在红川耗了整整一个月，叶子农的嘴是真难撬啊，可他到底没耗过我，还是让我给他撬开了。”
方迪说：“九哥，你这哪是请教啊，是考试。我得承认，我全答错了，零分。”
老九说：“我还没请教呢，这只是给请教做准备。我有个想法，说大点叫餐馆改革方案吧，这两天我准备整理个书面材料，可能会写得很啰嗦。我知道你对九哥的印象，九哥能整出来个啥呀？值得浪费时间吗？但是我想跟你说，九哥也在学习、进步，我希望你能认真帮九哥看看。这方案走的是‘见路不走’的思路，就是没模式、没套路。你是学管理的，我想请你从正规管理的角度给看看，从另一面挑挑毛病，提点意见。”
方迪说：“这么大的事，你还是找专业机构咨询吧，我不行。”
老九说：“找过，别说专业咨询了，就连算命和看风水的都找了，没用啊，人家就是来掏你钱的，怎么能掏走钱怎么说，要管用我还革哪门子命啊。你是学管理专业的，对餐馆的情况也了解，你不会黑九哥，你就帮我看看，咨询费我也不给了，咱就两清了。”
方迪想了一下，问：“九哥，你那个方案确实需要我看吗？”
老九肯定地点点头说：“确实。”
方迪说：“那你给吧台打个电话，我先把餐费付了，付了我就敢帮你看。”
老九不解，问：“那为啥呢？”
方迪说：“我仅仅是看看，提个意见，决不是咨询的性质，那太吓人了，我担不起。”
老九想了想，说：“没关系，你愿意付就付吧，日子还长着呢。”说着起身走到放电话的位置，拿起电话拨号，说：“阿美，方小姐马上过去，你把昨天那桌餐费给她结了。”
方迪起身说：“谢谢九哥！”
老九说：“那这两天我整理材料，整理好跟你联系。”

老九翻笔记本，找到其中一页，念道：“人最难做到的是实事求是，妄念、贪念、杂念一大堆，就算想实事求是，你也不知道怎样实事求是。见路不走是实事求是的通俗版，是提醒你不要唯经验、教条，要走因果、走条件的可能。见路不走是让你解放思想，不要怕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很多人一看到跟别人不一样就觉得不正常了，心里不踏实。也不要怕跟别人一样，因为也有很多人是生怕跟别人一样显不出自己高了。见路不走是解决实事求是的可操作性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念、思想，是一切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基础。”

方迪感叹道：“说得太好了！如果方向错了，手伸得再长，也摸不到正确。”

老九说：“如果把一碗成功的面……不单是好吃啊，是成功……用‘X面’表示，那这碗X面要求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祛除妄念，有个求实求是的心态。我检讨自己，在态度上就错了。我追求豪华、高档，不是产品需要，不是为顾客，也不是餐馆有社会背景，是为显示自己是成功人士，是为自己有身份、有面子。一碗面本来就是大众化的东西，你开餐馆都不为顾客了，都成满足你虚荣心的工具了，那不死还等啥呀？”
方迪说：“就是啊，好多想吃面的人不敢进来，如果我只为吃碗面，我也不敢来，那还是面馆吗？就是打着面馆招牌卖炒菜的。有钱的人进来，山珍海味都吃饱吃足了，你的面再好也不好了。没钱的人，不点菜谁敢进来？人家谁舍得为吃一碗面点一桌大菜？”

老九又翻笔记本，找到一页，念道：“不往左看，不往右看，只看市场、顾客，只看你自己条件的因果。不以新旧论，不以跟别人一样不一样论，只以有效论，有效与否是唯一的取舍标准。凡左顾右盼的，大多是不清楚内在因果的，学个形，漏其神，很危险。人家的成功有人家的条件，人家的条件不是你可以悉数复制的，精髓不是学来的，是悟出来的，人家的内在因果不是你从外表看一眼就能具备了。”
方迪点点头说：“嗯，还是强调见路不走，要立足自己的条件。”

老九又找了一页，再念：“奢华之所以奢华，是因为大众不可及。如取规模效应，则必须大众可及，普天下的规模效应无不安住于规模消费集群，这是规模效应的因果律。”
老九找一页又念：“降低成本不是缺斤短两，不是让员工死去活来超负荷工作，而是不缘起降低成本命题的根本理念，从本体设计和机制设置就不允许缘起降低成本问题。”
方迪说：“不缘起？这种成本管理……太……太苛刻了吧？”
老九说：“你未必能做到，但是你有了努力方向，有了这种成本管理意识。”
方迪说：“对。但是有了原理，怎么操作呢？”
老九说：“是啊，我也是这么问的。子农就问我，如果一个人肯下功夫，花个一年半载做出一碗好吃的面，难吗？”
方迪说：“不难，只要肯下功夫就行，这不是门槛很高的事。”
老九说：“好，这个条件我有了，一勺卤，一口汤，一把面，还有几盘家传菜，这是我看家的手艺。但是，这碗X面所要求的味道、口感、温度……要一年四季都一样，要每个分店都一样，不允许一茬厨师一个味道，这就难了。过去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收徒拜师要讲堂口的，味道一脉相承，分店都由徒弟打理。现在不兴拜师了，都是烹饪学校，半年就是大厨，今天来明天走，厨师一茬一茬地换，看家的饭菜做着做着就变味儿了，最后连老板都搞不清自己是卖啥的，人家来你这儿吃啥要碰运气，这不就是瞎胡闹嘛。”
方迪联想到老九谈到的手擀面与机器面，联想到厨房里的天平、量杯、表格……突然觉得明白了点什么，惊讶道：“九哥，你的餐馆要消灭厨师，像麦当劳模式？”
老九翻开笔记找到一页，念道：“顾客和无关痛痒的人都可以认为像麦当劳模式，但唯独你不可以，你要这样认为就有危险，就有可能不自觉套用模式，而你的条件是不可能与麦当劳的条件完全一样的，你不能在意相似或不相似，你只考虑条件与目的的有效。”
方迪说：“这一不留神见路就走了，真做到见路不走也不容易呀。”老九笑笑，说：“是不需要厨师，不是消灭厨师。这要搁以前我就想不通，一个餐馆没厨师那还叫啥餐馆？现在就想通了，该没厨师的就没厨师，这就是见路不走。我要请人设计一套机器，从杠子压面到切面，完全模拟手擀面，试验出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炒菜也是这个道理，在廉价地段建一个半成品车间，厨房没有厨师了，只需要培训熟练操作工，不需要你的厨艺，不需要你懂原理，更不需要你创新，那些统统不关你的事，你只需要严格遵守操作流程。餐馆地处繁华地段，寸土寸金，要把半成品生产腾出的面积给餐厅。没有厨师和擀面师，成本降了一大块。半成品迁到廉价地段，成本又降了一大块。饭菜质量稳定了，价格降低了，出菜速度快了……当然其他方面也有好多考虑。”
方迪问：“为一个餐馆建一个生产基地，还要运输配送，这成本也不低吧？”
老九停顿了一下，放缓了节奏，说：“根据我这个店的规模，还是比有厨师和占用黄金地价的成本低，但这还不是它的真正价值。真正的价值是，这个生产基地的设计功能可以让我的手艺乘以最大市场系数，供应一个城市的加盟连锁店。子农说得对，不是开餐馆，是设置一个赚钱机制，或者叫能量源，谁来找你谁发财，你就把社会资源调动起来了。这一点还是像麦当劳，研究出一个产品马上覆盖全世界。我没那本事，我做好一个北京行不行？做好中国的市场行不行？中国是面食大国，哪块地打粮食我奔哪儿去。”
方迪这才明白，原来老九的思路已经不仅是纽约这个餐馆了，而是要干更大的。老九的财力、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叶子农的学识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老九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能持续得到叶子农的支持，老九干成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极好而又难得的实习机会，方迪心里已经果断做出了决定。
方迪有感而发地说：“九哥，那我觉得你那块牌子也该换换，面王还是想显示你比别人强嘛，体现不出你实事求是的态度。九哥在红川耗了一个月，然后就一直参悟，终于把一碗面的禅机给参透了，如果是我，我就把牌子换成老九禅面。”
老九念叨了一句“老九禅面”，想了一下，突然兴奋地说：“这个名字好啊，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你……你……你这样，你开个价吧，这名字我买了，从现在起你不能和任何人提这四个字了，直到我注册下来，纽约、北京都要注册。”
方迪说：“看九哥说哪儿去了，我也就是随口一说，我还怕九哥听了不高兴呢，可不敢再说别的。听九哥聊了这么多，我倒是有了点想法，还希望九哥能帮忙呢。”
老九说：“只要是我能帮上的，都没问题。”
方迪说：“我觉得我的论文有选题了，就叫‘见路不走’。我想来九哥这儿实习，这次不是刷碗端盘子，是给九哥的方案实施打下手，这次是奔论文来的。”
老九说：“人家都是找大公司实习，你能在九哥这小店屈尊，那没啥说的。”
方迪说：“谢谢九哥，那我就向学校递申请了。”

戴梦岩说：“这戏马上就开拍了，抗日的，阵容很大。我没演过军人，这次演一个国民党部队的女军官，拿到本子又有点晚，挺紧张的。”
叶子农说：“那你忙，我不打扰了。”
戴梦岩说：“别走啊，这场戏我设计了5个方案，你帮我看看。”
叶子农说：“我哪儿懂这个。”
戴梦岩说：“我先给你说说戏，我是师部女军官，你是警卫营长，师部转移的时候跟日军遭遇了，战斗非常惨烈，女军官在战壕里用机枪扫射敌人，突然中弹牺牲了，你失去了心爱的姑娘，愤怒了，接过机枪疯狂射击，把敌人都消灭了。”
叶子农说：“那我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戴梦岩不解，问：“怎么了？”
叶子农说：“我要是早点愤怒，姑娘不就不用死了嘛。”
戴梦岩说：“姑娘不死你愤怒什么？”
叶子农惊诧地干张嘴说不出话，傻愣了半天才说：“我的天哪，那亡国的仇恨都不算什么了？如果这不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您为一个姑娘就能杀那么多无关的人？”
刚才看剧本被挡了，现在排戏又被数落，戴梦岩很不高兴，说：“这是剧情需要，剧本就是这么写的。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啊，你能不能偶尔也吐颗象牙？”
叶子农说：“这太难为狗了，狗能做到的极限就是闭上嘴，什么牙都不吐。”虽然戴梦岩的语言有些过分，但是叶子农并没有在意，笑了笑回厨房了。

雷卫东说：“有两个问题我得跟你说说，一是你没必要做三台机器，模拟手工擀面机和模拟手工切面机是没必要的。手擀面比机器面好吃，就在揉面上，揉不到劲不好吃，面软了也不好吃。杠子面又硬又上劲，那当然好吃了。杠子压面机和切面刀是关键，手工擀面和磙子压面不能说没区别，但影响不大的，你把现有面条机的刀头改装了，把直角挤压式切面改成刀片切面，效果与手工切面理论上是一样的，甚至比手工切面还好。这样的话，你只需要做一台杠子压面机和几把不同宽度的切面刀就可以了。”

方迪惊讶地说：“东哥对面条这么在行啊。”
雷卫东腼腆地一笑说：“媳妇就是压面条的，干五六年了，在海淀区一个菜市场旁边租的房子，孩子在那边上学。有时候我去市里，媳妇也给我做擀面条吃，只要面饧好了，手擀和磙子压区别不大的，这都吃过多少次了，不是理论上的。”
方迪明白了，难怪雷卫东对面条有些了解。
雷卫东说：“这二呢，杠子压面机你没必要一下子做两台，你也不是现在就用的，可以先做一台，看看，不可能一下子都合适的，得有个改进的过程。”
少开发两台机器于成本意味着什么，这个账不用算就知道，方迪说：“谢谢东哥，太谢谢了，这样成本一下子就下来了，不行还可以再改进嘛。”/

雷卫东说：“那这两个问题你都同意了？” 方迪说：“同意。”
雷卫东说：“那咱谈条件吧，说实话杠子压面机不复杂，就是上下运动嘛，用凸轮原理和曲轴原理都可以达到上下运动的目的，有点经验的师傅都能造出来。但是这活儿你别说大厂不接了，如果是客户来做这个，我也不接，你就做一台两台，我得设计、琢磨，配件得一个一个加工，要多了你不值当的，要少了我不够麻烦的，造价五六千块不得了了，一台新车床才几万，就那么个东西我要你几万也下不去手。”
方迪点点头，等着雷卫东开条件。
雷卫东说：“我是个掏力干活的，不会兜圈子，咱开门见山吧。一台杠子压面机和三把切面刀，一万，没多要你的。切面刀利用市场现有的刀片，一片十几块钱，三把切面刀要用260多片，光这一项就3000多，你可以算孙瑶迫不及待地说：“一万当然可以啦。”
雷卫东说：“我还没说完呢，除了一万，你出钱帮我注册三个商标，名字你想，我没那个脑子。三个商标一个餐馆类的，一个机器制造类的，一个面条类的。你开餐馆总是要注册商标的嘛，带手的事。但是，商标持有人不是我的名字，是张娟。你别以为我跟娟子是商量好的，没有，我撒谎我是孙子，你们也别冤枉了娟子。”
张娟的脸色已经非常不悦了，质问：“东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方迪说：“娟儿，听东哥把话说完。”
雷卫东说：“我接这活儿有几个原因，娟子是我表妹，亲戚的忙我得帮。你那美国朋友的想法不错，说不定是面条的又一次革命呢，因为现在的机器面没有手擀面好吃，做成了你嫂子的面条房也能用，还有人出钱搞试验，我觉得成。万一这机器有市场呢，我就是个掏力干活的，不懂商务，形象、口才都不灵，我拿着商标一点用都没有，我做不起来。娟子是搞商务的，她懂，万一值得她干呢？她要干就用得着我，不值得干也不损失啥。”
方迪说：“理解。”
雷卫东说：“我就这点要求，你考虑考虑，同意咱就签个合同。”
方迪说：“东哥肯做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还提了那么好的建议，省了一大块成本，东哥的条件我全接受。机器的造价也许一万不够，所以不局限一万，以好用和耐用为准，最后算总账，还有那三个打火机，也都算到总账里。”
雷卫东说：“那，就这么定了？” 方迪说：“定了。”

10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在奥布莱恩看来这是一个能把绅士变成魔鬼的的价码，况且叶子农还不是绅士。如果这个价码对他不起作用，那就说明一定还有比这个价码对他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自由！那么什么是叶子农的自由呢？就是你不在公众视野里，没有公众评价，没有公众要求，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你是谁。
一条思路正在他脑海里游荡，由远到近，由朦胧到清晰。
他拿出电话号码本，查到一个叫“鲍尔森”的电话，鲍尔森是他的朋友，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过11年，是位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
拨通电话，奥布莱恩说：“是鲍尔森吗？你好！”
电话那头的鲍尔森说：“噢，是奥布莱恩，你好！你好！”
奥布莱恩说：“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向你请教个问题。” 鲍尔森说：“你说。”
奥布莱恩说：“中国的‘老百姓'这个称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军人和官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通俗叫法，就是平民的意思。”

鲍尔森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很准确。”
奥布莱恩说：“哦，那我就知道了。打扰你了，谢谢！”
挂了电话，他接着又往公司公共关系部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奥布莱恩说：“请帮我查一下，迪拉诺公司有史以来都对哪些社会团体有过3次以上的大额捐助，是3次以上的，大额。把这些名单统计出来，打印一份马上送来。”
女士回答：“好的，请您稍等。”
放下电话，他把桌上的豆子收起来，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停顿，显然是想写点什么，想了想写下一行字：这个人只要一不是老百姓，就算完了。
刚刚写下这行字，他马上把这张纸塞进旁边的碎纸机里销毁了。

奥布莱恩索要的捐助资料都在公共关系部的计算机里，只需输入相关指令就可按指定分类调取，这份打印好的资料很快就送来了，共有4页纸，迪拉诺公司自1951年至今捐助过3次以上的社会团体名单都在上面了，涉及宗教、政治、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对捐助的时间、金额、经办人、程序都有记录。
粗略看了一遍，他把目光停留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名字上：NRG世界民主联盟。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资料显示，迪拉诺公司在40年里曾11次资助过该组织，平均4年就有一次捐助，捐助总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中最近的一次捐助就发生在3个月之前，也就是今年8月，捐助额度是1000万美元。在对NRG世界民主联盟的11次捐助中，时机大多与美国大选或重大国际事件有关，例如今年8月正是莫斯科政局严重动荡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迪拉诺公司的政治表态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奥布莱恩对NRG世界民主联盟是比较了解的，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几十年里与该联盟的历届时任首脑都曾有过接触。NRG世界民主联盟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连续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被中国政斥为反华人权提案。中国政府视NRG世界民主联盟为反华政治势力，也屡次挫败该联盟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
奥布莱恩用铅笔在“NRG世界民主联盟”这个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考虑了一会儿又在问号上打了一个叉，随后把这4页纸也塞进碎纸机销毁了。NRG联盟的条件符合奥布莱恩对规定角色的需要：1.NRG联盟与中国政府之间高度敌对、敏感和不信任。2.在可以帮忙的范围内，NRG联盟不可以拒绝他。

他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NRG公告，叶担任德国NRG高层职务”的标签，揭下贴到一张骨牌上。
他分析：叶子农来自革命家庭，是将军的儿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这样身份的人如果被公告担任反华组织的高层职务，无疑会有对中国不利的政治影响，北京方面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因为在国家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是美国的、中国的、法国的，任何国家的反应都一样。那么北京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以布达佩斯劳务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叶子农，然后静观事态发展，无论叶子农是否回国应讯，也无论出现什么变数，都保留较大的进退余地。
于是奥布莱恩又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的标签，揭下来贴了第二张骨牌。
如果将刑事传唤看做是一个节点，那么节点后面的变化就复杂了。叶子农可以选择回国应讯，也可以就势加入NRG联盟，也可以选择被迪拉诺公司接受。回国应讯可能被限制出境或定罪，也可能公开揭露所谓“真相”。拒不回国应讯可能会被德国政府出于外交压力驱逐出境，也可能被NRG联盟调动职务进入纽约总部……每个选择里都有变数，每一个变数又会引发一连串的变数，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后果。
无论有多少变数，有一条是不可改变了：叶子农再想过“没人在意你是谁”的日子是不可能了，他将成为“知名”人物，必须选择，必须表态。既然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那么奥布莱恩要做的，就是将叶子农一把扔进“场”的圈子。
之后他又写了第三张：NRG联盟道歉。第四张：北京方面的表态。第五张：媒体猜测版本。第六张：被德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第七张：迪拉诺公司提供帮助……奥布莱恩一共贴了30多张骨牌，推断了3种可能的结果，其中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叶子农屈服了，从NRG世界民主联盟过渡到迪拉诺公司。他把30多张骨牌按因果关系和不同走向依次码好，轻轻推倒写着“NRG公告，叶担任德国NRG高层职务”的第一张，后面的骨牌从点到面哗啦啦倒了一片，声音因为贴纸比刚才沉闷了点，但依然不失清脆，还是那么好听。一张，只需小小的一张，就启动了一条社会能量的因果链。
奥布莱恩拿起第一张骨牌看了看，心里自嘲了一句：原来如此简单！
凯勒说：“是个人才。”
奥布莱恩把乔治接见叶子农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
凯勒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没出题叶子农就已经断定乔治错了，也就是说凡是以推导叶子农应该签字的任何出题都是错的。这个……我要想想。”
奥布莱恩说：“他完全可以先看题后拿钱的，但是他没有，这对乔治很不礼貌。”
凯勒说：“乔治的开价已经很高了，这种人的思维也不是谁能轻易说服谁的，只能是各自观点的存在。我想，我帮不了你什么。”
奥布莱恩说：“我想知道，分部主席对所辖机构的人事任免都有哪些权力？”
凯勒回答：“对副主席以下的部长、干事可以直接任免，报送总部备案。”
奥布莱恩点了点头说：“干事小了点，部长合适。”
凯勒问：“你指谁？叶子农吗？” 奥布莱恩说：“我有个故事希望你有兴趣听听。”
凯勒说：“不必客气，你说。”
奥布莱恩说：“有一天，凯勒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遇见了奥布莱恩，可能是个酒会，也可能是个生日聚会，一切都是偶然的。奥布莱恩在闲聊时提到了一个叫叶子农的人，说那是个人才。凯勒很感兴趣，就向奥布莱恩索要这个人的资料，发现果然是个人才，德国分部就去考察、争取，答应给他一个部长职位，请他考虑。但这时出了一点瑕疵，分部以为叶子农一定会愿意投身民主事业，就随其他人事任免一起报请总部备案了，认为只是个补办手续的问题。纽约总部不知道任命程序有瑕疵，随即当普通新闻登报了。中共也随即做出反应，以布达佩斯劳务涉嫌特大偷渡对叶子农发出刑事传唤。纽约总部调查事件真相需要时间，叶子农在这期间有可能回国应讯，NRG联盟在叶子农抵达北京之前公开发表致歉声明，说明事件真相，对德国分部的工作瑕疵提出批评，对叶子农先生表示道歉。”
凯勒问：“完了？”
奥布莱恩说：“完了，就这些。我认为这对NRG联盟不构成太大损失，网罗人才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工作上有一点瑕疵。我指的这是真相，而事实上外界是不会这么看的，会有很多解释的版本，真瑕疵也会被读成美丽的花朵。”
凯勒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说：“我也给他出道题，看看这道题他怎么答。”
凯勒说：“不明白，这算什么题呢？”
奥布莱恩随手捡了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的边上画了一条线，用树枝比划着说：“这是一个界，过了这个界就是立场的圈子。我同意叶子农的观点，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里是没地方立足的。这个事件将把他推到立场的圈里，让他必须出名，必须表态。当名利对他不起作用的时候，说明一定还有比名利对他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不同的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没人在意，就是他的自由。他很明白，众生的口水天生就是用来淹死人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吧，那时候支配他的是真理？还是迪拉诺给他准备的自由？”/

奥布莱恩说：“叶子农喜欢用‘众生'这个词，我也喜欢这个词。发明这个词的人真了不起，他把人民、民众这些惹不起的称呼全过滤掉了，用觉者和众生来划分。”
凯勒考虑了一会儿，问：“我该怎么理解现在的谈话呢？是迪拉诺公司？还是乔治总裁的意思？或者是你个人？该怎么理解迪拉诺给叶子农准备的自由呢？”
奥布莱恩说：“这个人的脑子是够使的，只要NRG联盟一跟他接触，他就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了。美国与中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风俗、观念是他们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积淀出来的，几乎是一统文化。美国是移民国家，只有两百年历史，纽约更是一座移民大都会，各种肤色、信仰汇集一起，同样是公众人物，它的包容性要比古老的中国宽容得多。再者，政论片会让他在美国受欢迎，刑事传唤会让他在中国受非议。叶子农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根本不让任命部长的事件发生，他知道谁要跟他交朋友。至于你怎么理解现在的谈话，这取决于将来的结果，如果是乐观的结果，现在就是公司行为，否则就是我个人擅自倚仗公司背景的不当行为。仅我个人，我是没资格以这样的事由来找你的。”
凯勒说：“也就是说，乔治不知道。”
奥布莱恩说：“接见叶子农这件事对于乔治已经过去了，这是总裁的分寸。我拿了总裁顾问的薪水，就要尽总裁顾问的职责，这是我的分寸。”

凯勒问：“你肯定北京方面一定会采取刑事传唤的方式吗？”
奥布莱恩说：“不能肯定，也许会先找他谈话，但不恰当。如果我是处置这个事件的中共官员，我一定会选择刑事传唤。”
凯勒问：“为什么？”
奥布莱恩说：“红川警方立案在先，有没有政治事件都要查的，急办缓办是由警力和个案情况决定的，并无不当。根据假想有利的原则，假想叶子农是自愿加入比假想他不知情要有利，如果先找他谈话，一旦谈话无效，再刑事传唤就有政治迫害之嫌了。传唤本来就是由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况且传唤不是逮捕，更不是定罪，只要到案说事实就可以了，警方还能因此获得对他采取限制出境的选择余地。如果他拒不回国应讯，那他就得一直背着涉嫌犯罪的名声，也就昭示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就降低了该事件的政治公信力，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引渡，是最稳妥的程序。”
凯勒说：“如果他真有犯罪，NRG联盟居然任命一个刑事罪犯任部长，国际社会将会怎么评价？虽然中德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但北京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引渡是完全可能的……总之会有很多种可能，你知道，NRG联盟是不愿意给分部所在国找麻烦的。”
奥布莱恩说：“柏林当局不必引渡，也不必立即驱逐，只要不再给他签证就行了，谈不上麻烦。要说找麻烦，NRG联盟在各国设立分部本身就是给所在国找麻烦，你要扩大政治影响，甚至能左右一部分选票，怎么会没麻烦呢？至于叶子农有没有罪，从布兰迪提供的资料上看他是无罪的，如果他不回国应讯也最多就是个悬案，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NRG联盟发表个道歉声明就完事了，是道歉？还是营救？在政治问题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没那么简单'的固化思维。相信吧，民众是有无限想象力的，你会看到很多版本，比如营救说、政治蓄谋说、价码太低说……中共说中共的，你们说你们的，民众说民众的，各说其说。众生是什么？是起哄的、群动的，是羊。牧师是干什么的？是放羊的。宗教有宗教的牧师，政治有政治的牧师，牧师不管你是绵羊还是山羊，也不管你是站在上帝的右边还是左边。”
凯勒看着奥布莱恩的眼睛，沉静地说：“奥布莱恩，你让我觉得可怕。”
奥布莱恩说：“我不可怕，我只是遵守群居社会的规则。”

凯勒说：“你蔑视民主，你让我有一种被胁迫的感觉。你把政治当牌打了，确切地说你把我们联盟当牌打了。”
奥布莱恩说：“我要纠正一下，我是来求助的，你可以拒绝，只要你不告诉别人，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跟你谈过什么，丝毫不影响你与乔治或迪拉诺与NRG联盟的交往。我对主义没兴趣，什么主义能让美国人赚钱就上什么主义。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你打算让一部分人举左手还是举右手，所以别跟我谈民主。什么时候你牙疼了，不是由牙医而是由投票来决定你拔哪颗牙，那时候我们再来谈民主。”
凯勒沉默了好久，说：“你这么费心思，可也许这个人已经失踪了，他应该想到这事可能还没完，可以先回中国找个地方躲起来，不必非要留在柏林。”
奥布莱恩说：“1.那就不是他了。2.那他也就不过如此了，也就不值得为这种货色费心思了。其实我理解他，那不是讲不讲礼貌的问题，是他认为的那个真理让他没选择。但我还是想让他知道，要懂礼貌。”
凯勒无语了。

方迪说：“我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马上面临就业问题。直截了当吧，如果老九禅面这项目在北京扎摊子，我希望能争取到跟九哥合作的机会，是合作，不是打工。”老九惊讶地半天说不出话，沉默了许久才不解地问了一句：“为啥？”
方迪平静地回答：“来钱快。”
老九问：“就这？”
方迪说：“天！这还不够吗？”
老九说：“九哥实心眼，不说玩笑话的。”
方迪说：“我也实心眼，也不说玩笑话的。”
老九说：“你不是想去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吗？”
方迪说：“就算能当上，现在我也选择老九禅面，那个能小康，这个能发财。北京至少能开20个连锁店，如果能在中国10个大城市都开连锁店，我就是富翁。我相信老九禅面能做到，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干几年就够我活一辈子了。”
老九说：“那不一样，这又回到了秦始皇的那个问题。”
方迪说：“正是那个问题我才好像明白了点什么，我干吗非要从比谁强里找快乐呢？又干吗非要从比谁差里找折磨呢？我现在才知道清静有多奢侈，除了有饭吃还得有平常心，那就先解决吃饭问题呗，平常心留着以后再说。”
老九说：“那……就算合作，怎么合作呢？”

方迪说：“在北京开公司，股份平分，出资各一半，九哥负责全局和产品开发，我负责日常管理和市场扩张。公司以滚动形式发展，不得以资本能力压迫一方。”
老九问：“你能出资多少？”
方迪说：“国家对留学生回国创业有扶持政策，加上杂七杂八的关系，我能报到200万贷款这个数，再多就不敢了。”
老九又问：“我要是不同意呢？”
方迪说：“那我就自己单干了，钱少有钱少的干法。模拟手工压面机定型以后，我送给九哥一台，略表歉意，毕竟见路不走和老九禅面的理念是从九哥这里学来的，一种被认为正确的观念一旦印到脑子里，不是谁拿块砂纸就能打磨掉的，我只能表示歉意。我的实习申请已经报上去两个月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快批下来了，如果不能合作，我来餐馆实习显然就不合时宜了，我会跟导师解释做个调整。”
老九想了一会儿，说：“给我点时间，好吗？”
方迪说：“那当然。”

沃尔斯说：“您对民主是怎么看的？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叶子农说：“我只见了，没解。民主有那么多说法，尺子一大堆，该拿哪把量呢？各自量能量出一堆真理，相互量能量出一堆伪命题，也就无所谓对错了，都各自揣着吧。这又不是货币兑换，有个汇率还能换算换算。”
沃尔斯说：“看来您不想谈这个话题。”
叶子农说：“没个定义，怎么解呢？解什么呢？”
沃尔斯说：“民主就是权利平等的思想。”
叶子农说：“不管您这个主是主仆还是主次，总之是主了。既然都主了，咱就别说什么平等了，已经没地儿搁了。好，这算是抠字眼，那您这个权是什么权呢？是发言权？还是决定权？都发言听谁的？都决定听谁的？说来说去还是数人头。简单的数人头与不是简单的数人头，有什么质的不同吗？数人头就是民主吗？”
沃尔斯说：“我给您一个假定权，假定由您来定义民主，您会怎么定义？”叶子农说：“您给我个假定权我也不敢定义，没这个能力。以前我还有点看法，后来就越看越糊涂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了。”
沃尔斯说：“您以前怎么看？”
叶子农说：“以前我认为民主是家天下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主仆的思维，民天下之后的民主是一个头上安头的伪命题，真正的民主是不缘起民主命题的民主，主仆关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能允许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两码事。凡是国家所有权属于人民的，就是民主。凡是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就是好民主。”
沃尔斯思索了片刻，说：“我想请您解释一下您所说的家天下和民天下。”
叶子农说：“过去国家是皇帝他们家的，叫家天下，皇为主，民为仆，人民都是皇帝的子民。民主不是谁给谁发福利，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挣脱皇权制度束缚的历史必然，是利益要求，是根本利益的转移。如果民主是民天下取代家天下，那么家天下的消亡既是民天下的实现，同时也是民天下历史诉求的消亡。”
沃尔斯说：“党天下，官天下，民还是仆，就不需要民主了吗？”
叶子农说：“这也是一个伪命题，不仅是主仆的思维，而且是斗争的思维。民天下基础上的管理方法不属于民不民主的判断，属于科不科学、有不有效的判断，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授权在人民，人民是给自己的利益选择执行者，不是给自己选择天敌。”

沃尔斯以一个考察者的姿态沉思了一会儿，说：“嗯，这也是一种观点。”他平静地喝了一小口咖啡，又说，“再一个问题，您对NRG民主联盟是怎么看的？”
叶子农说：“我对贵联盟了解不多，仅我接触到的资料，NRG联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战后贵联盟的某些做法就不那么容易评价了，至少我个人不是很赞成。”
沃尔斯说：“您是指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吗？”
叶子农说：“包括这个，不特指跟中国有关的。民主就是一服再好的药，您也得卖给对症的人，您不能不管人家有病没病，也不管人家得的是什么病，逢人都开这服药。如果贵联盟是以售药为己任，那基本就是个野郎中了。”
沃尔斯问：“什么是野郎中？”
叶子农说：“就是不靠谱的医生。”
沃尔斯明白了野郎中的意思，说：“民主是人类的理想。”
叶子农说：“有很多人前脚揣上民主，后脚就去烧香磕头了，就去做礼拜了，他还是要给自己再找个主，就像英国保留了王室，日本保留了天皇，人民需要，国情需要，尊重人民的传统、感情，正视各国的民族、地理和发展水平，这才像个民主。用自己的民主去否定别人的民主，这本身就不民主，都一刀切了还谈什么民主？您是为您的民主的，人民是为过好日子的，您的需要有没有可能取代社会发展条件的需要？不可能嘛，什么民主能让人民过好日子，人民才需要什么民主。社会已经发展到不是皇权与子民的非此即彼了，已经发展到科学管理的时代了，如果还拿皇权与子民的思维去揣度科学的、尊重人性的管理，那就不是民主了，就是扣帽子、打棍子，就是跟人民过不去了。”
沃尔斯一直做着认真倾听的神态，偶尔点下头表示同意，偶尔微笑一下表示尊重，等叶子农讲完了，他脸上呈现出满意的表情，说：“不能否认两大阵营对联盟有影响，但联盟致力于推动民主进步的宗旨是不会改变的。联盟需要多元的声音，特别是需要像您这样有见解的人士，而这个伟大的事业也会成就您最有意义的人生。我可以向您透露一点，我们拟定请您担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长。你知道，联盟虽然是国际组织，但各国分部的高层职位一般还是由所在国的人担任，只有少数特例，而您就是少数特例之一。”
叶子农说：“我连民主是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去民主联盟混事。”
沃尔斯说：“您的不知道是知道得太多的不知道，不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您不必马上做出答复，请您平静地考虑一段时间，我们相信您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也会进一步表达更能让您信服的诚意。”
沃尔斯的话表面都是官话，却暗隐含意。“您不必马上答复”，就是不承认叶子农拒绝加入NRG联盟的事实。“您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他们将把叶子农加入NRG联盟当做事实来认定。“进一步表达诚意”，就是包括各种可能的方式。
叶子农说：“不用再表达了，程序走得差不多就行了。我恭恭敬敬说了那么多您根本不感兴趣的话，已经很配合了，剩下的直接来吧。”
叶子农的话也很明白，就是告诉沃尔斯：你只是个前台执行者，幕后的事我跟你是说不着的。我没有为难你，配合你走了这个过场，是个意思就行了。
沃尔斯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尴尬，友善地微笑了一下，说：“我下面的话将不会出现在记录里。我不想知道您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得说，您很绅士。”

老九微笑着说：“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方迪说：“没关系，你问吧。”
老九问：“你挣了钱想干啥呀？”
方迪说：“买房子买车，嫁个爷们儿过日子呗。”
老九说：“我是问你有啥远大理想。”
方迪说：“没有，我觉得这就够远大了。”
老九又问：“你为啥要拿两个学位？怎么想的？”
方迪说：“多个文凭吓唬人呗。”
老九说：“就这么简单？”
方迪说：“当时进央视没机会，地方台又不想去。我上学都成油子了，正是在状态的时候拿学位不怎么费劲，多个文凭以后的路子也宽一点，当时就这么想的。”
酒水、饭菜陆续上来了，并不是美国本土的美食，而是各国的名菜，有法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老九要的菜里还有一个中国名菜，鲁菜葱烧海参。但是不管什么菜，吃法都是西式的，餐刀、餐叉加汤勺。方迪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像没事人一样。这顿饭吃到过半了，老九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方迪，说：“合作的事，我提了几个条件，打印出来了，没多少字，你看看。”
这是一张横向对折的A4打印纸，方迪展开一看，字是繁体中文的，用的应该是台湾或香港的文字软件，内容也不多，大概意思是——
一、同意合作。
二、同意各半股份。
三、老九禅面的中国公司不受方迪出资能力的限制，需要多少投多少。方迪的出资部分由老九借给方迪，无息，借期5年，从逐年分红中按适度比例偿还。
四、方迪必须向老九借得不少于30万美元的专项消费借款，专项用于方迪在北京买一套高档住房和高档轿车，无息，借期5年，从逐年分红中按适度比例偿还。
五、方迪所持股份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只能按原始出资额由老九收回股份，不计算原始股份的增值和品牌的增值。
六、如果方迪在两项借款没有从逐年分红中完全偿还之前提出退出公司，方迪的出资借款和专项消费借款则按20%的年息和5年借期计算利息。老九的条件既表达了合作诚意，也表达了对于方迪从事餐馆行业的决心有疑虑，丝毫没有拒绝与方迪合作的意思，方迪对老九这次宴请的用意判断错了。
方迪不解地问：“九哥，那你这顿饭……不是拒绝我呀？”
老九一愣，说：“你想哪儿去了？你这样的人才肯屈尊跟九哥合作，我敢信吗？你要真下决心了就敢接受这条件，否则这顿饭就是九哥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了。”
这个转折太陡然了，完全出乎方迪的意料，她笑了，说：“我以为九哥是拿这顿饭打发我呢，这么好的条件我到哪儿找去？九哥太抬举我了，我还白赚了一顿大餐。”
老九说：“那你就起草个合作协议吧，签了，就当真了。”
方迪说：“好的，这两天我就把协议写出来。”
老九说：“不管你是实习还是合作，都需要你到北京打前站。如果签了协议，你就尽快回北京吧，把车和房子买了，盯着压面机，注册商标，筹建生产基地。”
方迪说：“好的。”
老九停顿了一会儿，说：“还有个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方迪问：“什么事？”
老九说：“依你看，控制市场风险什么最重要？”
方迪说：“当然是判断最重要，你首先得能看到风险，否则无从防范。”
老九问：“咋判断呢？我要早知道老九面王是错的，我还能傻到花钱买错吗？”
方迪说：“判断是一种能力，是认识事物的能力。就像咱们好多人，我能跑，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跑。能跑是一种能力，知道该往哪儿跑更是一种能力，咱们好多人都是跑了半天跑错了，白跑。人家知道方向的人不用跑，慢慢悠悠散步都会比咱们先到达。”
老九说：“如果你我的意见不一致，又都认为自己对，那公司该按谁的方向跑呢？”
方迪无法回答，语塞了。
老九说：“子农说过，要依法不依人，要如法。话是没错，可我总觉得，要是咱不知道该咋如法的时候，依个明白人就比依咱自己要好点，这也是如法。在你没提合作之前我就在想啊，拿出来20%的股份给子农，不需要他出资、管理，叫帮看股。他可以不接受，但是咱表达了诚意，真有咱判断不了的事了，他总得帮咱看看吧。”方迪这才听明白老九的意思，笑着说：“现在我认为，没有九哥的餐饮业，将是少了一份光辉的餐饮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赚钱将是战无不胜的！”
老九也笑了，说：“那就是你同意了？”
方迪说：“我尊重九哥的意见。”
老九说：“那就写到协议里，你我各40%，子农20%，这样决策就有了保障。这事等第一次分红的时候再告诉他，他接不接受都没关系，起码咱的诚意表达了。”
方迪说：“九哥，你在红川耗这一个月，太正确了！”

秦处长说：“红川警方在叶子农的问题上大致有3种可能，一是证据不足，撤案；二是证据充分，发出拘捕令；三是事实不清楚，传唤叶子农到案说明。问题是这是一个被搁置的案子，不立案不行，立了案又查不下去，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查了。在这种情况下去找叶子农谈话，显然是极不恰当的。谈得好，是不是就可以不查他涉嫌犯罪了？不是嘛，一样要查，谈好谈不好都要查。那我们最怕什么呢？最怕的是你前脚去谈了，警方后脚传唤，你不能干预红川警方办案，可这事它确实又有联系，也就是说谈好谈不好你都是政治迫害，你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政治影响会比‘部长事件’更严重。”
这会儿正堵车，焦干事转过身子说：“红川的案子被搁置，不能排除有地方利益保护的成分，但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当事干部是希望查的，有个结论就不留辫子了。红川警方也很为难，是为经济保驾护航？还是漠视犯罪？吃不准了。劳务输出是个新事物，法律确实没有禁止户口迁移的条款，可这事又确实不符合常规，这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该咋摸了。跨国劳务不是红川一家的问题，红川警方是想拖一拖，看看结果，看看政策走势。”
秦处长说：“我认为有必要跟红川警方协调一下，要传唤就传唤，要撤案就撤案，实在吃不准也可以向最高检最高法寻求司法解释。其实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复杂，只要是刑法没有禁止的，你是定不了罪的，这一点他们个个心里都清楚，只是有人举报，警方就得受理，不能没这个过程。这案子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挡道儿了。”
车子又开了，但是车速很慢。焦干事说：

先谈后传，很容易被社会误解，也肯定会被反华势力渲染成政治迫害。”
秦处长说：“以现在的情况，警方选择刑事传唤最为恰当，不说有罪没罪，只是传他到案说明情况。如果叶子农拒不回国应讯，那是抗法，必要时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如果他回国应讯，那就有罪定罪，没罪就谈，也可以采取限制出境。”
焦干事说：“传唤先于谈话，顺序合理。刑事传唤至少说明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对降低负面政治影响有利无害。”

知道了事情原委，戴梦岩沉默了好久，惊异地自语道：“这是谁这么有脑子，想出来这么歹毒的招儿？”
叶子农说：“不是一般人，起码不是商人的思维。”
戴梦岩说：“我也纳闷呢，你没有新闻价值，传唤这点事还不至于让媒体感兴趣。”
叶子农说：“如果有政治背景，就有新闻价值了，小心点不多。”
戴梦岩说：“你总不能就这么等死吧？”
叶子农说：“那都是人家设计好的，知道你最要命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完蛋呢。事实上我也确实是完蛋了，果不受修改，现在老天爷来了都没用，你就甭操心了。”
戴梦岩问：“什么是你最要命的？”
叶子农说：“当然是我想过的日子。谁都一样，只是每个人想过的日子不一样。”
戴梦岩问：“你想过什么日子？”
叶子农说：“就是以前的日子，像一粒沙子，没人在意你，没人评价你，没有谁对不起谁了，谁吃亏占便宜了，没有恩怨是非……总之，没人在意你的存在。”
戴梦岩说：“这样的日子，你觉得可能吗？”
叶子农说：“过去的条件可能，现在的条件不可能。”
戴梦岩想了一下，说：“我觉得，你现在还有办法。第一，把钱退给乔治。第二，把真相说出来。你就算完蛋了，也不能再背个汉奸让人骂。”
叶子农喝了口啤酒，点上一支烟，说：“不愿意跟你说这些就在这儿，说事简单，说清里面的关系就不简单了，可说完还是那个结果。”
戴梦岩不悦地说：“我知道你嫌我笨，你多照顾点吧。”
叶子农说：“第一，退钱是侮辱乔治先生，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第二，那个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见和避免的，先答题后拿钱可以，回国躲起来也可以，想避免不用等到今天。我放任结果发生，然后再去揭露所谓的真相，我算什么东西？第三，布兰迪谋求合作和乔治想尽点雅兴，这都正常。人家对我没有不当，也可以说不薄，我也确实对乔治没有尽到礼貌，那就只能道理的事情道理办，人情的事情人情办，一码是一码。一刀也罢，一脚也罢，乔治授意也罢，不知情也罢，都不重要了。我受了这一下，不歉疚谁了，心里干净了。第四，民主错了吗？没有。当民主跟这个事件融在一起的时候，你所谓的揭露真相在民众看来就等同于反对民主，这是人家早给你设计好的。第五，真相的证据在设计者心里，他不开口就没有所谓的真相。关于这一点，设计的人也早给你算到了。你所谓的真相只能叫猜想，以公布猜想去贬损他人是不会让你变清白的，只能让你更卑鄙。”
戴梦岩听完以后再一次沉默了好久，说：“你这么有脑子，我不能说你傻，可你真让我觉得好傻。做人要学会妥协的，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谁能说一辈子不当孙子呢？”
叶子农说：“我就没抬过头，我到这世上就是来当孙子的。从心里说我尊敬美国，尊敬美国精神，可这不表示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就可以不受尊重。当个人的事跟国家的大政基石沾上边儿了，就不能孙子了。”
戴梦岩一口气把一杯啤酒全喝光了，说：“好吧，我滚蛋，你自己在这儿高尚吧。我明天订机票，顺便把你的机票也订了，订好让他们给你送来，我就直接回香港了。”
叶子农说：“票我自己订，就不麻烦你了。打火机我怕你扔了没敢带来，就先在我这儿寄存着，等过了这阵子再处理。”
戴梦岩冷冷地说：“不用这么赶尽杀绝吧？我不记得我说过爱上你，非要绝到见面低头走过去吗？你不舍得买头等舱的，但是头等舱人少，你一路好好休息，攒点精力，我也就能做这点事了。一个大男人的，你也给别人点机会，让别人脸上也过得去。”
叶子农迟疑了片刻，说：“那就……谢谢了。”

3位红川警官在审讯台坐定，负责笔录的警官说：“叶子农，这位是红川公安局刑侦处的沈处长，这位是刑侦大队的黄队长，由我担任书记员。现在我们就你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回答问题，明白吗？”叶子农说：“明白。”
沈处长说：“除了笔录，这里还有录音、录像，如果你的话可能对你不利，你可以想好了再回答问题。”
这是一个貌似告知被讯问者权利的逻辑陷阱，或者叫讯问技巧。如果你是有罪或是需要隐瞒真相，你才存在“有利、不利”的判断，才需要“想”。如果你回答“明白”，至少间接说明你可能是有罪的。
叶子农说：“谢谢。我那点事全是日头之下干的，人证、物证一大堆，甭管有利没利都改变不了事实，没啥可需要想的。”
沈处长说：“那就说说吧。”
叶子农说：“涉嫌嘛，就是你们有疑，疑什么就问什么。”
沈处长并没有直接问叶子农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而是问：“你下乡到陕北，对那里的油田很熟吧？”
叶子农说：“也不算很熟，村子离油田百十公里呢，又是山路。”
沈处长说：“你弄了几把破扳手就开汽车修理厂了，利用价格双轨制和油田的内部结算制度，用内部支票套购国家紧缺物资，以高于调拨价几倍的价格转手向黑市倒卖，一年卷走200多万，走的时候连厂子都不要了，有这事吧？”
叶子农说：“乡镇企业找米下锅，怎么能叫黑市呢？一黑市就不叫双轨制了。我给油田修车拿不到钱，只能拿内部支票提实物换钱，内部支票提实物就是调拨价，实物卖给乡镇企业就是市场价，这是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我只能适应。”
沈处长说：“好一个只能适应，你也真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个不说你有前科，姑且就算你只能适应，那说说红川劳务输出是怎么回事吧。”
叶子农回答：“就是劳务输出那回事。”
沈处长问：“你的工厂在哪儿？你的劳工都在干什么？你在红川订设备，可最后连一颗螺丝也没运走。”
叶子农回答：“劳工违约跑了，说明违约金收少了，不足以起到遏制违约的作用，所以工厂开不下去了，投资失败了。”
沈处长说：“以你的身份，你觉得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叶子农回答：“在您告诉我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身份。”
沈处长说：“你在布达佩斯建什么厂不是由匈牙利的市场决定的，是由中国哪个城市适合组织劳务输出决定的。你为什么选择红川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红川有国际机场，航班直接出境，不受异地海关检查，出境有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地方保护主义。”
叶子农说：“所以叫涉嫌嘛，所以柏林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所以要把投资骗局的误解纠正到法律意义的投资成败上来。我告诉他们怎么做是有法律风险的，告诉大家违法的事不能做，要遵守法律，有不妥吗？”
沈处长质问：“不违法你规避什么？”
叶子农说：“同理，不守法我还需要规避吗？您先看看那旮旯有法吗？我守了一个假定的法，守法守到这程度，您告诉我还能怎么守？”
沈处长沉默了片刻，似乎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可以不回来的，为什么回来了？”
这是一个含而不露的双关语，其指向已经涉及“部长事件”了，如果叶子农有急于政治方面的说明，可能会在“你可以不回来的”这句话上面留意。
叶子农并没有就此把线索延伸到政治，仍然是就事论事，说：“这话好像在说，你可以不守法的，为什么守法了？”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黄队长严厉地插了一句：“叶子农，你别太自信了。”叶子农说：“这您可抬举我了，我哪敢信自己呀，我信法律。咱中国是个劳动力资源大国，就业压力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于有条件出去谋生的就放他们出去，出路一个是一个，这才叫为人民服务。”
沈处长用手势示意黄队长不要插话，然后平静地说：“你是将军的儿子，你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希望你继承他们的遗志，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叶子农说：“幸亏我有个正义之爹，不然还指不定继承个啥呢。真理靠血缘帮衬，没准儿哪天就面目全非了。”

秦处长对门外的叶子农说：“叶先生，请进。”
张志诚礼貌地上前迎了几步，却并没有握手的意思，而是伸手对叶子农示意了一下沙发的位置，客气而平和地说：“请坐。”
叶子农就在沙发上坐下。
秦处长和焦干事把叶子农交给张志诚后就退出办公室，关上门。

戴梦岩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说：“你下次来不定什么时候呢，这个你收着。”
梁士乔接过一看，竟是一份遗嘱，大概内容是：如果戴梦岩遭遇不测，戴梦岩的遗产分成3个等份，父母、慈善机构和叶子农各分一份，委托梁士乔受理，支付梁士乔10%的受理费。遗嘱除了戴梦岩的亲笔，还在每个重要表述上面加盖了指纹，真实无疑。梁士乔并不感到意外，平静地问了一句：“就算你死了，你觉得叶先生会接受吗？”
戴梦岩回答：“不会。”
梁士乔说：“那还有意思吗？”
戴梦岩说：“我要让人知道，在我活着的时候叶子农是我的。”
梁士乔微微点点头，这才明白了戴梦岩的用心。
戴梦岩说：“除非我真的死了，这文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传出去我就成了笑话，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梁士乔说：“巴黎是国际大都会，看看报纸就知道各种极端势力有多少，谁也不敢说叶先生来巴黎没有危险。如果袭击目标不成，转而迁怒你不是没有可能。”
戴梦岩一笑说：“在和平年代还有机会为正义而死，梦姐就成传奇了。”

叶子农问：“啥当紧的事？”
老九说：“你还问我？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危险吗？咱一竿子戳到底吧，我是来盯你回北京的，你不走我就在这儿跟你耗着，红川我已经耗过一次了，也不稀罕了。”
叶子农说：“九哥，你这么惦记兄弟，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说谢太轻薄……可你真不该这个时候来，特别是你要在北京做生意，你跟个汉奸扯在一起能有啥好果子？九哥也别嫌我说话难听，我这儿的事真不是你能操心的。”
老九说：“我想等你光鲜了沾你光，这中不？我知道你不是孬种，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这不是来了嘛，咱有个台阶就下来，没人说你胆小鬼。”
叶子农笑了，说：“九哥，咱不是好汉，不管是眼前的亏还是将来的亏，只要是该咱吃的亏咱都吃，咱就是做胆小鬼也得做个童叟无欺的不是？不用谁给顺个梯子。”
老九说：“不是好汉，也不在乎孬种胆小鬼，那就更没啥了，赶快离开这里。”
叶子农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平常就行。居留快到期了，正常的话当局是不会再给延续了，到那时候我就滚蛋呗。”
老九不解地问：“那你在这儿耗啥呢？跟谁耗呢？你不知道你有危险吗？你这么好使的脑子咋这点事看不明白呢？”
叶子农不说话了，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烟，想着什么。
老九着急，催促道：“说话呀。”
这时厨房里的水烧开了，传来蜂鸣的声音。叶子农把大半支烟搭在烟灰缸边上，却并没有去厨房，而是去了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两张纸过来递给老九，这才去厨房。
老九一看，惊呆了，竟是叶子农的遗嘱。遗嘱一式两份，内容都一样，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德文书写，老九看不懂德文，但英文和中文都看懂了。遗嘱很短，内容是：

如我有不测，不要留骨灰和墓地，就让我顺烟囱飘了，请尊重我这个愿望，谢谢！
叶子农　1992年2月7日　柏林

老九拿着遗嘱愠怒地说：“你傻呀？还是匹夫之勇？”
叶子农从烟缸拿起已经燃了一大半的烟抽了一口，说：“不想拿出来的，这不是被你逼得没辙了嘛，这东西也只是预备万一的。”
老九发火地问：“可你为啥呀？跟谁呀？”
叶子农说：“跟谁都没关系，也不为啥，就是个人的一种态度。你跟赵一曼说：别打鬼子了，要丢命的。你跟贪官说：别贪了，要杀头的。有用吗？没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我也一样，我就这德行，只能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
老九问：“你啥德行？”
叶子农说：“我认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端主义，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歪说、邪教，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讲因果、讲实事求是。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被吓得缩起来，我会觉得羞耻。这不是跟谁斗争，这只是我对这个事物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必须得以支付生命为条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赶快，是被极端主义吓倒了，揣上个这心病过日子，那还过个啥劲呢？赶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干吗非跟活过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过平常日子的。再往大点说，咱不是过好的也不是过坏的，咱是过条件可能的，包括了价值观的这个条件。”
老九说：“那还是没排除危险嘛！”
叶子农说：“我不否认有一定概率的危险，但是也别放大了。人类死于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谋杀，人就不生活了？危险不是来自民主、爱国，而是来自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极端主义。不管是民主的极端主义还是爱国的极端主义，不管是种族的极端主义还是宗教的极端主义，都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就是欧洲独有的吗？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极端的人、极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无法否定叶子农的观点，也就无从说服叶子农。老九并不知道布兰迪曾经用过一句话评价叶子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但是此时此刻，他心里想说的正是这句话。他从叶子农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场，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叶子农说：“九哥，你硬要耗着，我也赶不走你，但是耗着没有意义，咱们之间起码的尊重总得有吧。你来了，心到了，兄弟心里已经温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无望却又无法放弃……终于说：“好吧，我走。你把你的笔记交给我带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
叶子农笑了笑，说：“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实践者，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那些笔记只是个人认识的形成过程，很个人的东西，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老九说：“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个证据证明你是什么人，你不反对民主，也不是汉奸。你连遗嘱都写了，我也就不避讳啥了，我这也是预备万一。”
叶子农说：“现在是敏感期，本来没事，你这一带就有可能被海关歧读了，只要被歧读就会被放大，媒体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说你是帮我呢？还是给我找事呢？”
老九一听，语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叶子农想了想，说：“本来我是听天由命了，九哥既然来了，那就帮我个忙吧。”
老九问：“啥忙？”
叶子农说：“我把东西寄到北京，你去取，怎么保管随你了。我觉得当局不会再给我延续居留，提前打理自己的东西，这很正常。我邮寄自己的东西没事，你单独携带是非人物的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东西，就可能有事。”
老九点点头说：“嗯，有道理。”
叶子农说：“我要没事，这些东西对我个人很重要，咱就这点嗜好。万一有事了，这些东西就由你处置，销毁可以，你愿意保存也可以，但是有个原则：不能公开。”
老九不解了，说：“为啥不能公开？不公开怎么证明你？汉奸，反民主，这是多臭的名声啊，人都没了还背个臭名？”
叶子农说：“于公于私，都不能公开。”
老九则说：“于公于私，都应该公开。”
叶子农说：“于公说，经过‘部长事件’这么一折腾，那个叫叶子农的人俨然已经是理论专家了，专家有影响力，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说完就算了，就得有点社会担当了。问题是那些碎纸片的文字仅仅是我的个人认识，或者说仅仅是我的认识能力所能认识的，对错咱都自己揣着，不妨碍谁。一公开就不同了，多少都有点影响性，而咱的观点未必是对的，或者在某一点上是对的，放到宏观大得失上就可能是错的。我还是那个观点，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要知道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舆论引导下完成的，大众不可能个个都具备独立、精透的辨别能力。咱既然被扣了个专家的帽子，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咱既不能干扰正确的，也不能误导认识能力比咱还不如的，这是一个能被称为专家的人起码的社会良心。如果是听天由命，那我身后的事是不可控的，我没办法。如果你九哥肯帮忙，那就是可控的性质了，就得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臭不臭名的还算个啥？”老九问：“那于私呢？”
叶子农说：“于私说，你把这些碎纸片抖出去，没人理睬还好，一旦有人理睬，你就算把兄弟扔进长矛大刀的圈子了，愤青骂、反对的骂，只要是看你观点不顺眼的都会骂，你说俺这人都没了你还不让俺清静清静。”
老九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终于又拿起那份遗嘱，说：“你要么把这个撕了，要么重写。不是俺心地歹毒，你就写了一行字，写给谁呢？”
叶子农说：“这么有违习俗的事写给谁合适啊？谁赶上算谁的。”
老九说：“就算真有事，连块墓地都不留，要那么绝吗？”
叶子农笑着说：“都挺忙的，不来吧显得不仗义，来吧你说有啥好看的？你不弄束花我也知道你惦记我。你又能管我几年？将来没人管了，俺这荒凄凄的更可怜。”
……

老九将乘坐晚上8点的航班回纽约。老九担心方迪开夜车路上不安全，就早早让她回去了。方迪离开机场时天色临近黄昏，回到市区大街上已是灯光璀璨了，冬季的北京城到了晚上显得格外绚丽和繁华。
车子快到新房的小区，路过一家饭馆，店家在饭馆门口摆个摊子卖盒饭，方迪停下车过去买了一个盒饭，放到车的仪表台上，开车回新居。
进了门开灯、换鞋、脱下外套……她坐到沙发上准备吃盒饭，这就是她的晚饭了。她拿着一双一次性筷子愣神，一口没吃……愣了一会儿，她放下筷子，盖上盒饭，穿上外套下楼去了，步行走出小区。出了小区大门就是一条大街，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她走进一家门面不大的烟草专卖店，买了一包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个乳白色的陶瓷烟缸。
回到屋里，她坐到沙发上抽烟，继续愣神……抽到第二根烟，她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熄掉烟，再次穿上外套下楼去了，到街上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五香卤煮花生豆，回到屋里一个人喝酒。没有酒杯，就是举着瓶子喝。花生豆也没放到盘子里，就用手捏着吃，然后用纸巾擦擦手。屋里静静的，没开电视，没烧热水，甚至连一只钟表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方迪默默地抽烟、喝酒，偶尔放嘴里一颗花生豆……
不知过了多久，烟缸里的烟头都塞不下了，酒下去了大半瓶子……她终于喝醉了，头重脚轻地到洗手间呕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挣扎到沙发上的，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方迪的父亲50多岁，身着少将军服，正在看一份文件，说：“让她进来。”
方迪进屋，军人行个军礼退出了，警卫把门关上。
方父对女儿说：“拿把椅子坐过来。”
方迪就拿把椅子坐过来，说：“也太快了吧，什么事不能晚上到家说？”
方父说：“你着家吗？”
方迪与父亲面对面坐着，太近了，看到父亲面前的那份文件其实就是她调查叶子农的那份文件，虽然是传真件，但是那文字排列格式她是有印象的。旁边还有其他传真件，纸张和字体都一致，应该就是张志诚通报给方将军的资料。
方迪等着父亲发问。
方父说：“你一直在外面独立生活，做人做事还是能让家长放心的。你也不小了，院里你们这茬儿的好多都抱上娃了，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家长一般不愿干涉你。但是最近你有些异常，特别是跟政治事件扯上关系了，还冒出个房子，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务事了。”
方迪拿出《方迪与慕容久关于“老九禅面”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说：“我跟这个所谓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关系，相信您看到的资料一定比我知道的详细，我就不多解释了。关于车和房子，如果您看完这个合作协议还需要我解释，那我就再解释。”
方父接过合作协议看了一遍，沉思。
方迪说：“帮九哥调查叶子农这事，我承认有失当，但没有牟利，连动机都没有。九哥祖籍是河南，对到他餐馆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挺照顾的，我只是其中一个。九哥早就知道我的身份，要有所图谋不会等到6年，也不会只用给个打工机会照顾。”
方父问：“你不是一直想争取进电视台工作吗？怎么干起饭馆了？”
方迪说：“我就是想离权力和媒体远点，简简单单挣钱，简简单单过日子。”
方父说：“有这么简单吗？你一身酒气去见张主任，哪儿来的这么大胆子？张主任是干什么的？五脏六肺都给你扒出来看看，就你那点小心思！”
方迪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爱上他了。”方父也沉默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
方迪回答：“从那天我给他们当公证翻译。”
方父说：“家长不干涉你的婚姻，但也不赞成你去充当第三者。人家有女朋友，你插一腿算哪门子啊？”
方迪平静地说：“谁插一腿了？我为将来的可能做准备，妨碍谁了？我收集了很多资料研究戴梦岩，她跟叶子农是不可能的。”
方父问：“为什么？”
方迪说：“叶子农是野生植物，插到盆景里他还是他吗？他都不是叶子农了梦姐还要他干吗？野生植物无所谓雅俗，插到盆景里可就雅俗一身了，叶子农能自在吗？”
方父说：“你年纪不大，心计可不小啊。”
方迪说：“这怎么能叫心计呢，这叫实事求是。他们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我只是看到了这一点。我要有心计，能让张志诚看出来？”
方父问：“你要做什么准备？”
方迪说：“叶子农又馋又懒又邋遢，不求上进，还无组织无纪律。咱们家呢，又是军又是官，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谁也受不了谁。我跟他之间隔着这条河，我只能从这个家独立出来成为我自己，跟他才有可能，而老九禅面就是能让我独立出来的桥。九哥是个好人，我对他隐瞒了这个动机，我也常谴责自己，觉得我是个坏女人。”
方父问：“如果这个九哥没跟你合作呢？”
方迪说：“那我就按老九禅面的思路自己单干了，一样要从家里独立出来。至于接近叶子农，有没有九哥都没关系，您是男的不懂这个。女人想接近一个男人，办法太多了，1000个偶然相遇都想得出来。”
方父问：“醉酒是怎么回事？”
方迪说：“难受呗，不麻醉一下我会疯的。”
方父的眼神里掠过一丝触动，起身去给女儿倒了一杯水。
方迪喝了一口水，说：“叶子农哪怕只有一分危险，我也会有一百分的担心，这种感觉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九哥的意思我明白，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叶子农回北京怎么也比待在巴黎安全，也许从此就跟戴梦岩分开了。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能想象做了那种事将来还能面对他，这跟向九哥隐瞒动机是不一样的，那是女人起码的羞涩和自尊。”
方父说：“只是为了一种可能，这理智吗？为个男人就要从这个家独立出来，这话要让你妈听见，那还不跟点了炸药包一样。你妈为你没少托媒人，她的标准你是知道的。”方迪说：“我是找男人，这种事强求不来的。嫁人不就是嫁个男人嘛，那就是我认为的男人，我就稀罕他那样的。”
方父思忖了一下，说：“嗯……我先跟你妈谈谈，先透个气儿。”
方迪说：“我妈不是讲政治嘛，那您跟她说，叶子农对我的影响比她对我说教了那么多年管用，她是读社论，人家那是来真的，让你触灵魂，所以，就别在政治上挑刺儿了。”
方父说：“这就是你不对了，根据张主任提供的资料，你跟叶子农只见过一次，你不能因为怕你妈反对就刻意拔高一个人，还是要实事求是嘛。”
方迪说：“那没见过马克思的就不革命了？嘁！”
方父说：“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方迪说：“唉，难怪叶子农不招人待见，他一张嘴就这德行。”
方父说：“那你现在的素质，包括你能被触动的能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方迪说：“我生在这样的家庭，就要遵守这种家庭的规则，说话办事要谨慎，社会交往要谨慎，但那不叫政治素质，叫守纪律。九哥都能把‘见路不走’用在生意上了，叶子农只用了一句话就让乔治认输了，这不是政治说教，是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以前我觉得政治根本不关我的事，也没想过要跟谁走，现在我想了，我要跟共产党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话要放在以前，不管是谁说的我都会笑，笑他假大空。现在我信了，市场经济也一样存在有信仰和献身精神的人，我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方父看了女儿好久，说：“今天就谈到这儿了，我让他们送你回去。”
方迪说：“审查了半天，给个结论吧，好歹管用一阵子，别动不动又审查了。”
方父说：“丫头片子……还行吧。”

周富均说：“我以为多个同学关系会优先点呢，没想到成了障碍。其实我们还没到多紧密的程度，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起码现在她是她、我是我。”
董丽狠狠地瞪了周富均一眼。
方迪说：“董丽是我和孙瑶的同学，请你说话照顾一点我们的感受。”
周富均说：“我得不到重用就两个原因，一是没文凭，二是说实话。”
董丽说：“我跟他还真没到谈婚论嫁，你就是正常招聘也得给人个说话机会吧？老同学要这点面子都不给，那老同学还有什么用啊？”
方迪从包里拿出一沓人员资料，有20多份，搁桌上说：“这里除了熟人推荐和人才交流中心的，剩下一大半都是饮食公司的，我一个都没敢碰。饮食公司是铁饭碗，改制了也不是玻璃碗，国家都扛不动的事我一个小餐馆扛得动吗？今天下午公司招了第一个人，我哥的老连长，转业当了保卫科长，企业改制下岗了，摆地摊儿当保安，这个我敢用，我破产了他接着摆地摊儿去。我自己还是学生，我自己都一身债，能不能适应市场我自己都没数，你拿一家的吃喝拉撒到我这儿押宝，用孙瑶的话说下一秒死活谁知道啊？董丽不管你爱不爱听我都希望你明白，只要公司用了周大哥，我就是你董丽的仇人，有闪失我是你们家的祸害，有摩擦我是欺负你男朋友的泼妇，咱们老同学一场，真别走到抓脸撕头发那步。”
周富均说：“你自己都没信心怎么干事业？”
方迪说：“跳楼卖身我只管我自己，我不能要求别人也跳楼卖身。”
周富均说：“谁开店都是先用熟人，慢慢对这一行了解了再向更合适的人过渡。如果你觉得我不行，你随时辞掉我，我们决无怨言。”

董丽说：“就是嘛。”然后使劲看着孙瑶。
孙瑶被目光逼得无法抗拒，就说：“迪子，周大哥都这么说了，你就问问情况，合适就录用，不合适也不伤和气，是吧？”
董丽说：“迪子，你还真别拿老眼光看人，我也在进步啊，我也在转变观念。”
方迪沉默了片刻，说：“那……这餐馆就是卖碗面，周大哥要不嫌水浅就说说要求。”
周富均说：“还能有啥要求？人往高处走呗。我厨艺一般，相当于中级厨师吧，就是缺个证书。方总，你不是唯文凭论吧？”方迪说：“周大哥可别方总的，等以后真总了再说吧。我就是个混文凭的，所以我不唯文凭，也没敢拿文凭去蒙事。这餐馆不需要厨师，除了会计没有带师的，我相信周大哥也不是奔着当厨师来的。”
周富均一愣，说：“没厨师你怎么开餐馆？”
方迪说：“就开没厨师的餐馆，但是咱们今天不讨论这个。”
周富均想了一下，没想明白，也不能再问了，于是说：“现在是唯文凭的时代，我就是因为没文凭一直提不上去，其实我的强项是管理，北京餐饮界蹚了将近20年，哪家店门朝哪儿？谁是哪个师傅带出来的？我闭着眼都能数过来。这么多年用阅人无数不过分，什么样的顾客没见过？再难对付的场面我都摆平了。”
方迪说：“举个例子。”
周富均颇有兴致地说：“比如有一次后厨的伙计误把羊肉当成猪肉用了，菜谱根本没有羊肉大葱这款蒸饺，只有羊肉萝卜和猪肉大葱，有桌顾客要了4笼猪肉大葱蒸饺，结果端上了4笼羊肉大葱的，这顾客还偏不吃羊肉，人家肯定不干哪，就跟服务员发生争执，我过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批评服务员，然后跟顾客解释：本店就没有羊肉大葱这款蒸饺，只有羊肉萝卜蒸饺，你可以拿筷子拨开蒸饺，如果是萝卜馅的就一定是羊肉的，如果是大葱馅的就一定是猪肉的。结果顾客没了脾气，只能又点了4笼海鲜蒸饺，不但平息了争吵，还多卖了4笼蒸饺，顾客吃了哑巴亏还说不出什么，维护了酒楼的利益。”
方迪说：“如果在我店里，你就被解雇了。”
周富均：“当然了，回头客的生意我不会这么做，要看情况了。饭店经理的应变能力非常重要，要会看的。”
方迪问：“周昌浩你知道吗？”
周富均说：“那当然，北京餐饮界的泰斗。”
方迪说：“我有幸拜访了老爷子，他老人家一生过手了很多餐馆，过一个成一个，我就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就一句话：让顾客觉得你是傻瓜。”
周富均说：“我尊敬老爷子，但那套理念已经过时了。餐馆跟顾客是什么关系？计划经济那会儿叫为人民服务，今天是什么？是天敌。俗话说无奸不商，投资就是要赚钱的，不然你捐给慈善得了，而顾客天生就是要少花钱多吃点，这个矛盾是不可协调的。俗话说买家没有卖家精，比谁精就是斗智，斗赢了你成功，斗输了你破产，你想破产吗？”
一套理念加上一句“你想破产吗？”，怎么都让方迪觉得有点像街边算命的，你如果害怕了就会讨教逢凶化吉的法子。
方迪说：“我也能找到个‘俗话说’，俗话说无信不立。每个人都能从‘俗话说’里找到依据，那‘俗话说’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你需要哪个俗话说，从这个俗话说里获得心理支持。你的理念与这餐馆的理念是不兼容的，我很抱歉。”
周富均有些失望，叹了口气说：“唉，还是人微言轻啊！同样的话，如果我像你一样揣个文凭留洋回来，可能你听着就不一样了。我以为方总受过美国高等教育，思维会跟我们那些领导不一样，没想到没什么区别，骨子里还是国学的东西。”
董丽已经很不耐烦了，说：“富均，还有谈下去的必要吗？”
孙瑶说：“董丽，干吗呀？”
董丽起身拿上包，伸手拉周富均离开，说：“我们没地位，高攀不上。”
方迪平静地说：“董丽，你要拿话噎我也拣句合适的，我这餐馆就是卖碗面条，有地位的人我养得起吗？”
董丽拉上周富均愤愤地走了，孙瑶也赶紧跟了出去。
方迪收起那沓招聘人员资料，孤零零一个人喝啤酒。
一会儿孙瑶回来了，坐下说：“董丽都哭了。”方迪说：“如果公司是你开的，你会因为怕董丽哭就用这样的人吗？”
孙瑶说：“那绝对不会。”
方迪说：“董丽是好人，就是太妇女了。”
孙瑶说：“董丽怎么找这么个油子？太油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方迪说：“文凭不是决定一切的，他这10多年走过来，一个领导眼瞎，所有的领导都眼瞎吗？甭管好官坏官，都需要有人抬轿子，在需要政绩这一点上是没区别的，要是连坏官都不需要你抬轿子，那就真不是人家埋没你了。”
孙瑶说：“迪子，我得好好巴结你，万一哪天我倒霉了，我要跟你混。”
方迪说：“哎哟姑奶奶，您积点慈悲心吧。”

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有人靠鼓励，有人靠信心，有人靠真相，不是人人都需要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可能嘛。宗教能给人心理支撑就是有用，人需要心理支撑，没心理支撑步都迈不动。”
沈彪说：“我没心理支撑也迈得动。”
叶子农说：“这就是扯淡了。现在让你走到客厅，你留下的脚印就是你走这段路所需要的面积，如果把脚印以外的实地削掉，每个脚印之外全部是万丈深渊，你再走个试试，我怕你一步都迈不动吧。脚印以外的实地就是心理支撑，你没踩上不表示它没起作用，人活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心理支撑的过程。咋，没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活了？”

我去美国没花啥钱，办一个美国签证的行情我知道，农哥给帮忙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不能你出。我的意思是，现在生意刚准备起步，我手头实在不宽裕，等缓过劲儿了我再还这个钱。”
叶子农说：“事不是我给你办的，钱也不是我给你出的，林雪红把这笔钱打到劳务输出成本里了，你给我给得着吗？本来就是带捎的事，你运气好正赶上茬口，要谢你该谢林雪红和大家才是，谢你那点精神头，不然萍水相逢凭啥招这闲事。”
沈彪沉默了一会儿，说：“雪红姐去柏林找你，布达佩斯的事全是为了罗家。话你可以那么说，可我最受不了这种高高在上的，好像别人都是该贪便宜的小市侩。”
叶子农说：“唉，说你愤青吧你不愿意，那你靠点谱成不？布达佩斯的事，理论上说如果劳务方履行了合同，林雪红收的保证金是要退还的，否则参与这事的人都成了蛇头。我帮你搭个便车可以，收了你的钱也是蛇头。俺挣点啥钱不行啊，非挣你爱国心的钱？你是谢我呢还是花钱买我坐牢呢？”
沈彪愣住了，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农哥，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叶子农想了一下，说：“那你就给我做个国旗贴章吧，纯铜的，浇铸的，就是那种雕刻的效果。在柏林没怎么想家，到巴黎才十来天就想家了，心境变了。”
沈彪说：“一个贴章可没那么值钱。”

叶子农说：“这世上还有比心愿更无价的吗？你想给中国人露个脸，我凑机会帮你搭个便车。我想家了，你圆我个寄托。这一来二去的挺好，再描就走味儿了。”

#+BEGIN_VERSE 赵大哥是公司生产部经理兼北京公司生产基地厂长，石大哥是北京公司总店经理，目前公司的经营部经理空缺。北京公司总店的店面已经租下来了，租期10年，5月1日交付。公司的名称是久悟杠子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打算下个月申请。杠子压面机和模拟手工切面机已经做好了，经过72小时疲劳试验，等车间改造好了就安装。设备和技术我不懂，这方面的情况请董事长谈。” 老九说：“技术是家传的，设备花钱就能买来，你就谈那个花钱买不来的。” 方迪说：“赵军在部队是连长，石天佑在川府酒家是餐厅经理，论年龄论阅历我都没资格指手画脚，但资本权利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就尽我的职责了。关于本公司生存原理的资料都给你们了，那不是给普通员工看的，公司对他们没那样的要求，但作为指挥员必须这样要求你们。久悟杠子面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以九哥的技术为基础的、以见路不走的理念为指导思想的、让一碗手擀面以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成本无损复制而可能乘以最大市场系数的经营构想。在本公司，拿经验、模式、权威来生搬硬套的做法是不允许的，你的建议和决定必须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如果谁拿某某公司都是这样做的、这是某某权威说的来支持你的观点，这说明你还没有理解公司的经营理念。如果我们的观念发生严重冲突，就失去了合作基础。公司是做生意的，不是让你拿来去学习榜样的。” 石天佑说：“方总，恕我直言，拿到资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经验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能一概否定吧？如果我在川府酒家的经验是没用的，那我来这里干什么？” 老九笑了笑，因为他向叶子农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方迪说：“经验是工具，不是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对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你唯了经验和本本，你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它给目的化了，公司倒成了你实现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工具，要是你自己掏钱办的公司，你干不干呢？” 赵军和石天佑都嘿嘿笑了。 方迪说：“赵经理负责生产基地，石经理负责餐馆，用部队的话说就是给你番号了，招兵买马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们招的人我会关注，但不干预，如果你这支队伍又不能打仗又捅娄子，说明你招兵无方，带兵无方，等我干预的时候，说明事态已经很严重了。” 谁都明白“事态严重”是什么意思。 …… 这次所谓的“公司第一次会议”纯属偶然，也没有过多谈及事务性议题，主要还是重申和强化公司理念，统一认识，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各项工作打好思想基础。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围绕着为什么半成品生产基地要与餐馆分离、为什么不允许有厨师、为什么不允许对员工倡导奉献精神、为什么不允许追求利润率最大化、为什么不允许高档奢华、为什么不允许聘请专业人才来策划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

等了有20多分钟，烤鸭这道菜上来了，一个小推车上放了一只刚出炉的烤鸭，上菜的师傅娴熟地片出一盘，方迪和老九就开始卷着小饼吃烤鸭。 老九吃了几片，擦擦嘴，说：“你说石经理真懂见路不走了吗？” 方迪也擦擦嘴，喝口水说：“别说他了，我都嘴里念着还犯糊涂呢。这次招骨干，有几个饮食公司的老厨师真是人才，干了一辈子了，我差点就顺着人才这条线下去了，忘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才，等静下来我就想，不对呀，人才多了，是你需要的吗？咱们需要的是能够贯彻执行咱们公司宗旨的人，不是去给自己请个领袖。如果是请把握方向的人，那也该是九哥去请叶先生。我也是天天念叨见路不走，可一到事上就不当家了，不知不觉就被一些概念顺跑了，要真那么好懂，罗家明也不会往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但是，懂一点就管懂一点的用，还是不一样的，比一点都不懂的人还是少出点错。” 老九感叹地说：“唉，人哪，光有一膀子力气不够啊。”

方迪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决策的法则-–—见路不走》。
方迪说：“我承认，初次听到‘见路不走'的时候我很排斥，甚至在心里嘲笑，觉得故弄玄虚。当我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之后，我觉得我很浅薄，也为我的嘲笑而惭愧。”
方迪说：“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相信每个学生对‘创新'这个词都很熟悉，每个老师都在强调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思维创新。如果不拘于字面，我的理解是：创新并不是执着于新旧，而是要善于发现和创造更符合实际的方法。市场条件在变，必然要求决策和管理相适应，而不断催生的方法普遍具有‘新'的特征，人们就习惯了用‘创新'这个词来表达。这是一个方便的表达，其本质是‘更适应条件'和‘更符合需要'的意思。”
方迪说：“为什么每个老师都在向学生强调创新精神呢？我的理解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每一个成功的范例都贴上标签，正确的、先进的、潮流的，然后拿着这个标准衡量一切管理方法，只要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错误的、落后的。这很可怕，因为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没有哪种条件是可以悉数复制的。我们在教室里学习了很多方法和技巧，正如老师反复所讲的，是引导、启发我们的思维，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让我们去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其本质，就是培养我们见路不走的能力。”
方迪说：“过去我是以两极判断事物的，非好即坏、非对即错、非此即彼，这样的思维很狭隘，事实上很多事物并不是以简单的对错就可以判断的，是属于条件的可能与否。任何事物，从成因到结果都是有规律的，什么条件产生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需要什么条件，这是科学。如果符合一个好听的概念比符合实际重要，对于企业就很危险，就会脱离实际。有一个很中国化的提法，叫解放思想，跟老师讲的‘创新'基本是一个意思，都是主张挣脱模式思维的束缚，用实事求是的、辨别的、证明的科学思维去认识事物。所谓‘决策'，是指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要决定，正确的决策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见路不走'就是企业决策的法则，不唯经验、教条，不唯标签、模式，只以企业的根本利益为目的，遵循因果律，走条件的可能。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方迪说：“……”
方迪用了不到7分钟完成了自己的论文陈述，从“创新”一词开始说起，分析创新的表达本意，延续到“需要”、“目的”、“正确”，延续到见路不走，延续到决策法则。
下一个程序就是答辩。 主答辩提问：“定律是不是路？”
方迪回答：“不是。定律是定律，路是路。路是方便的、经验的、模式的、固化的、既有的，定律是必然的、因果的、规律的。”
一位答辩委员问：“我们不需要学习前人的经验吗？人类不是在一代一代的知识积累中得以进步的吗？这是两问一题，并作一题回答。”
方迪回答：“知识包括了定律和经验，但现在讨论的主题不是给知识划分范畴，而是讨论经验与因果律的关系。见路不走是不唯经验、教条，不是排除经验、教条，不唯就已经包含了学习、借鉴。任何一个成功的经验起初都不叫路的，走的人多了才叫路。见路不走是更接近科学的思维，不表示路就没用了，对于不能理解见路不走的人，见路就走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至于能走到哪里就得靠碰运气了。人是懒于动脑、勤于动心的，喜欢把某个条件放大为成因的全部，这样容易比照，容易获得信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都是人，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事实不是这样的，别人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都是人'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只有我具备了别人能做到的全部条件，我才可能做到，而事实上我很难悉数复制别人的条件，只有根据我的条件去做我能做到的，才是不脱离实际的。”
另一位答辩委员问：“见路不走，人怎么出行呢？不看路标见路就走，实际生活里有那么傻的人吗？如果没有，你的命题还有意义吗？”
这也是一个故意混淆概念和逻辑关系的提问，考的是答辩人的思维。
方迪回答：“如果事物都是肉眼能看到的，那就简单了，相信谁也不会傻到不看路标见路就走。问题是很多事物是需要用思维的眼睛去看的，识别一条马路简单，识别一条思维的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可比性。思维的认识方法，中国人叫解放思想，世界人民管它叫智慧，佛教称之为开天目，可见比肉眼的认识要困难得多。
主答辩问：“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更容易让人理解的提法呢？比如：正确的路。”
方迪回答：“我认为，‘正确的路'是一种正确的、保险的、不出错的、同时也是没有质性甄别和无从操作的表达方式，请原谅我冒昧，如果因为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叫法而放弃了可能的表述方式，这是不够积极的。路包含了模式、经验、教条，不管用什么提法，首先要把这些东西剔除出去去，要有质性甄别，强调、突出走因果，走条件的可能。我非常赞成老师的观点，应该有个更容易让人理解的提法，但是以我现在的能力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把老师的这个问题当做课外作业留给自己。”
主答辩微微一笑，看了看两个答辩委员，然后对方迪说：“你可以下去了。”
……
方迪毕业了。
方迪感谢老九的那个笔记本给她帮了大忙，在她看来，五分抄袭、三分思考、两分临场发挥，就这么蒙混过关了。

戴梦岩说：“你做火机贴章，我就明白了你的心思。我刚从安保公司出来，他们制订了一套方案，车辆、保镖、包厢都是保密的，连我也不知道。这是你来巴黎以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对你的形象有利，也让外界看到你跟我是在一起的。”
叶子农看完，略带歉意地说了一句：“我就不去了。”
戴梦岩满心期待叶子农的惊喜，却不料是这样的反应，诧异地问：“你怎么了？”
叶子农说：“我去不合适。”
戴梦岩说：“是怕花钱？还是怕人看见跟我在一起？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钱已经付过了，很多，你去不去都要不回来了。”
叶子农说：“一锅粥，就别让我解释了，一解释你准得跟我干仗。”
戴梦岩说：“不解释才干仗。你说吧，说不出正当理由你必须得去。”
叶子农问：“你保证不吵架？” 戴梦岩说：“不吵，你说吧。”
叶子农说：“一个躲在鼠洞里偷生的人，就别去糟践那支曲子了。”
戴梦岩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理由。这就是说，是她让叶子农变成了躲在老鼠洞里偷生的人，以至于听一场《我的祖国》都是糟践了那支曲子。她盯着叶子农，气得好久才憋出一句话：“叶子农，你太恶毒了！”
叶子农说：“你看，还是吵上了。”
戴梦岩质问道：“你做火机贴章怎么没说糟践？国旗就不伟大吗？”
叶子农说：“那个没有公示性，不涉及社会观感，反映的是我的真实态度。这个是招摇过市的，当个人私事涉及了社会观感，你的顾及半径就得延伸。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保护，这不是我的真实态度，也不能表达这个态度。”
戴梦岩愤怒地说：“你要用这种方式表达来巴黎的不满，当初就不该答应我。我一直是仰着脸看你的，我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我以为你不会虚伪。”
叶子农起身说：“我回避一会儿，我去厨房抽支烟，你冷静一下。”然后把烟、打火机和烟缸拿到厨房。
戴梦岩说：“这又是发泄不满。” 叶子农说：“这是不激化矛盾。”
戴梦岩匆匆到厨房把烟、打火机和烟缸拿过来，说：“就在这里抽吧，我不冷静，也冷静不了。我说过不许跟我用心计，我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叶子农慢腾腾点上一支烟，平静地说：“我以前有个女朋友钱包被偷了，她就骂，骂小偷出门就被车撞死，外带全家都不得好死。我说骂两句娘消消气就算了，不必用那么恶毒的诅咒。结果她说：我知道你烦我了，是男人就大大方方说出来，别像个娘们儿拐弯抹角，真没劲。你还能说什么？把混淆逻辑当法宝用，你觉得这可以表示女人率真吗？”
戴梦岩说：“不许在我面前提别的女人。”
叶子农说：“嗯，我错了。”
戴梦岩说：“你是说我跟那个女人一样？你说我没素质？”
叶子农说：“你看，你又提了。”
戴梦岩说：“我可以提，你不可以。”
叶子农说：“哦，那我又错了。”
戴梦岩说：“好吧，我不混淆逻辑，你说吧。”
叶子农问：“如果你的混淆与不混淆是可控的，那你就是故意混淆逻辑了？”
戴梦岩又想发火了，压制一下，说：“我有那个本事吗？你能不这么阴险吗？”
叶子农说：“那就是没个准了，随时可能一锅粥，这理还有的讲吗？”
戴梦岩“噌”地站了起来，说：“我现在真觉得你恶毒了。”
叶子农说：“你不是故意的，但你是知道有混淆逻辑可能的，既然知道有可能，就冷静一些，别急着干仗。讨论问题是要有基础的，咱先端正个态度，拿出点气量。”
戴梦岩又重新坐下，故意夸张地做了一个深呼吸，说：“好了，我拿出气量了。”
叶子农停了片刻，问：“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你了解吗？”
戴梦岩说：“这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叶子农说：“中国历史上的衰落是以鸦片战争为节点的，你要想不一锅粥，就得从鸦片战争这个节点说起。如果你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一点不了解，我就别费那个劲了。”
戴梦岩回答：“不敢说了解，也不能说不了解，知道一点吧。”

叶子农说：“中国自鸦片战争衰落以后，除了挨打受气没别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民族复兴的路子。历史的事实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可以让人骂娘的事也很多，但瑕疵、错误和问题都不颠覆一个基本事实：今天的中国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时代。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子是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你知道一点历史，你愿意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吗？”
戴梦岩说：“你要给我洗脑？”
叶子农说：“如果你的脑子谁一洗就成什么样，你还有脑子吗？”
戴梦岩忍不住笑了，说：“那就成水桶了，倒进去什么是什么。”
叶子农说：“我没能力给谁洗脑，你就看到什么说什么。”
戴梦岩说：“嗯，那我承认。因为内地发展得好，很多港台艺人都去内地发展了。”
叶子农说：“马克思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和修正，已经不再是徘徊的幽灵了，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实事求是的认识、态度和方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接触马克思主义已经20多年了，一个研究进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自由地走在所谓‘自由世界'的大街上，这个态度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就是对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一个能让中国一天天变好的政治基础，我这个所谓的研究者连承认这个政治基础的正当性的勇气都没有，我有什么底气谈祖国？这脸子我觍得下去吗？”
戴梦岩质问：“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叶子农只是抽了一口烟，没有回答。
戴梦岩说：“我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你也别拿大理论吓唬我。你的态度能挡住人家反对共产主义吗？没有你的态度中国就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吗？”
叶子农说：“谈不上挡什么，我要有那能耐先把地震洪灾挡了，扯得着吗？这不是跟谁作斗争，我也不是哪党哪派，仅仅是我的个人态度。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东西，打架斗殴干过，歪门邪道捞钱也干过，可你赶上了这种事，就是地痞流氓也得有个底线。”
戴梦岩说：“既然你的态度什么都挡不住，你这个态度就是没用的，为了一个没用的态度去拿命冒险，你傻呀？”
叶子农说：“就这点而言，人类不是因为聪明而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是因为傻，人类傻到除了食物还要讲尊严、人格，还可以为这些不惜生命，在其他生命看来是够傻的。”
戴梦岩说：“那我就是那个其他生命了？你骂我。”
叶子农说：“本来这个不属于傻不傻，你要非用这把尺子，就只能这么解释。”
戴梦岩问：“那属于什么？”
叶子农说：“不傻，也不聪明，是就这德行，说文绉点叫价值观。”
戴梦岩沉默了许久，说：“那就是我傻，傻死了。是我让你来巴黎的，我以为只要把你保护好就没事了，原来我已经罪大恶极了，我妨碍了你的态度，我让你钻老鼠洞了，我还否定了中国人民的选择，我罪大恶极。”
叶子农说：“你看，又干仗了。这刚拿出点气量就掖回去了，咋这么抠门呢？”
戴梦岩说：“我就问你一句：你死了算谁的？”
叶子农说：“想避免麻烦，可以不见布兰迪，可以不去纽约，可以先答题后拿钱，可以回国找个地方躲起来，可以不回国应讯，可以就任政治部长，可以签了政论片……只要修改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都可以避免现在的果，不缺这点智力。这就不是算谁的了，是就是我这种德行的，遇到这种事我这种人就这副德行。”
戴梦岩不能否认叶子农说得有道理，而从心理上又无法接受叶子农的说辞，她想反驳叶子农的观点，却找不出清楚的表达，欲言又止。
叶子农说：“在北京你是汉奸婆，到了巴黎你就是赤色婆了，你就没危险了吗？谁能保证你不会被迁怒呢？你把叶子农保护起来自己出门了，一旦你被迁怒，按你的逻辑那梦姐就是叶子农害死的，叶子农就担得起吗？”
戴梦岩再次陷入了沉默，沉默了许久、许久，说了一句：“你走吧。”
叶子农问：“走哪儿？” 戴梦岩说：“回北京。”
叶子农说：“如果是为了躲避风险回北京，那跟躲在这所房子里有什么区别？”
关起来是钻鼠洞，放出来后果担不起，送回北京也不行。戴梦岩愤怒了，她想说：我该怎么做才对呢？这回该我说了，你给我指条生路吧，给我个赎罪的机会也行啊。又觉得这样说太啰嗦了，一把拽过挎包，狠狠地扔了一句：“你想逼死我吗？”
她愤然而去，而叶子农刻意在讨论前铺垫的“冷静”还是没起作用。

关不得，放不得，撒手舍不得。
戴梦岩性格刚烈，一向敢做敢当，但是这次却陷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困境，这不是艰难的选择，而是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让她走。
离开派拉姆公寓，脱离了直接冲突，戴梦岩逐渐从情绪化的状态冷静了一些，她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还没走到家就懊悔了，懊悔自己说出的那些话。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你走吧。
-–—你想逼死我吗？

她对这三句话尤其懊悔。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如果叶子农在柏林跟她说这个，以她的心态，一定会认为叶子农是找借口拒绝她，甚至会骂他虚伪。
你走吧。-–—这话就这么轻易从嘴里说出来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不是。
你想逼死我吗？-–—叶子农连奥布莱恩都没抱怨，能怪罪她吗？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叶子农，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确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确实是在一天天变好。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是她让叶子农来巴黎的，如果叶子农在巴黎遇害，这个结果她也担不起。
把叶子农强行送回北京？中国人最恨汉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BEGIN_VERSE 路上，梁士乔说：“梦岩，我是你的经纪人，你是我朋友，你给我交个底，你和叶先生有可能吗？” 戴梦岩平静地回答：“没有。” 梁士乔问：“为什么？” 戴梦岩说：“你说过的。” 梁士乔说：“那是我的看法。” 戴梦岩说：“就是那样的。我是人，他是猫。” 梁士乔说：“叶先生做得很可以了，你做得也很可以了，都不错。” 说到这事，戴梦岩显得有些伤感，说：“这半年，我像活了半辈子。奥布莱恩是真让我开眼了，原来大众是可以这样被操弄的。以前我最烦娱乐记者，现在觉得他们那点八卦伎俩简直纯洁得像天使。和平年代，大家都忙着赚钱，可就是有人还得提着脑袋过日子。都说人各有志，说实在的，认识了子农我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人各有志。” 梁士乔说：“是啊，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活法。” 戴梦岩说：“梁哥，如果有人跟你说：瞧你那穷酸样。你会生气吗？” 梁士乔说：“会的，人不可以这样没礼貌。” 戴梦岩说：“我就真跟子农这么说过，我故意的。你觉得子农会有什么反应？” 梁士乔想了想，说：“我想象不出来。” 戴梦岩说：“他没生气，还说谢谢。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谢我呢？他说：能让您获得优越感，这让我觉得我的穷酸也有了价值。这句话我一直记着，让我想了很多，比如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比如出人头地，原来我们的快感、满足感、优越感是要从我比别人强里获取的，原来我们是这个活法。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想想常挂嘴边的爱心、善良，我突然觉得好假好假。子农真的是让我见识了什么叫人各有志，突然你看见人不为财死了，鸟不为食亡了，你傻眼了，不知道为什么活了。” 梁士乔笑着问：“那叶先生怎么活呢？”

戴梦岩笑笑，说：“子农是不找死不找活，平常过日子。我没他那平常心，我活一天是一天，走哪儿算哪儿。” 梁士乔沉默了好久，说：“这次，你能演好宋庆龄。” 戴梦岩说：“这次演宋庆龄，我是真害怕了。” 梁士乔说：“你已经不再是明星了，你成熟了。”

法国大餐优雅、绅士，美食和情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讲究的就是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填了肚子就拉倒，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
一瓶酒喝到一半的时候，老九渐渐话多了，说：“子农，见路不走，真好哇！九哥是尝到甜头了，难怪内地这边老说实事求是，罗家明不识货呀。”
戴梦岩说：“罗家明就没懂，也不怪他，是不好懂嘛，我就没懂。”
老九说：“挣脱思想枷锁，好说不好做啊。”
戴梦岩笑笑说：“那么容易挣脱的大概就不是枷锁了吧。”
叶子农说：“一个人都难，一个国家就更难了，以前的《红旗》杂志改成《求是》，其实就是一次了不起的大转折。”
老九说：“我这次来一是报喜，二是就想跟你说说话，就像在北京那次一样。”
叶子农说：“九哥，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初在红川到底是谁难为谁呀？”
老九说：“我难为你，我难为你。” 叶子农说：“终于平反了，心理平衡了。”
老九对戴梦岩说：“你看看，他到现在还记仇呢。”
叶子农说：“俺当然记仇了，你忘了在北京你是咋歹毒俺的。”
老九说：“明天吃了我的炸酱面，这事就不许提了，行吗？”
叶子农说：“行，成交。”
老九对戴梦岩说：“梦岩，到了北京你可要去店里给俺捧场啊。”
戴梦岩说：“只要九哥不嫌我多事，我没事就去吃。”
尽管叶子农在吃饭上不是个擅长持久战的人，但这顿饭也吃了近两个小时，一方面是法国大餐的程序繁琐，一方面是心情愉快。
吃过晚饭要先送老九回酒店，老九喝酒上头，满脸通红。

出了餐馆大门，走几步刚下台阶，大家都听到了一个沉闷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但是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叶子农感觉到了，他看了看前方，马路对面是一座大楼，密密麻麻很多窗户。他又低头看了下胸前的血，说了句：“还真他妈抬举我。”身体就支撑不住了。
老九看到叶子农倒下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脑子“嗡”地就炸了，身上那点酒劲也惊去了一半，他本能地喊了一声：“快叫救护车！”疯了一样冲进餐馆打电话。
叶子农是被子弹射中了，没有听到枪声，听到的只是子弹击中身体的声音，子弹应该是自上而下打来的，避开了街上的车辆和行人，这显然是预先埋伏好的狙杀。
戴梦岩抱住叶子农，随着他倒下的身体斜跪在台阶上，让他仰靠在自己腿上，左手臂托着他的头部，眼看着他胸部白色的运动卫衣被不断涌出的血染红了一片，她手掌沾上的血鲜红鲜红的，还带着叶子农体温。她直愣愣地看着自己满手的鲜血，无可自控地愤怒了！尽管她无数次假设过类似的情景，尽管她理性上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当这一幕真实发生的一瞬间，她还是崩溃了，她完全失去了理智。
她本能地、歇斯底里地哭喊道：“为什么？为什么呀？”
叶子农吃力地抬手轻微摆了摆，吃力地说：“都是人的那点事，没啥为什么。”然后微弱地念叨，“说你老土吧，你还不愿意。”最后的“意”字已经微弱到没有力气出声了。
戴梦岩并非不知为什么，但失控的本能还是让她撕裂地喊了。
她明白叶子农的意思。
叶子农曾经跟她说过：你、我、奥布莱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性没发生质变，就都是人的那点事，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以什么形态呈现而已，已有的日后必有，已行的日后必行。《圣经》跟你说这个啥意思呢？知道点，大惊小怪就少点，心态就平和点。
她的心态没能因为叶子农的话有任何一点平和，但至少她不喊了，她沉默了。

她把碗放桌上，随手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当她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她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看新闻什么的。她刚打开电视，就正赶上一位主持人在播报新闻-–—

中国公民叶子农在巴黎一家饭店门前遭枪杀，巴黎警方已经就此案展开调查。据巴黎警方透露，叶子农是被两颗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国际极端组织“自由红色战斗旅”给法国电视台打电话声称对刺杀事件负责，该极端组织称：自由世界不欢迎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对叶子农藐视民主的回应，称叶子农藐视NRG世界民主联盟就是藐视民主。NRG世界民主联盟随即在纽约发表声明，否认与该国际极端组织有关，并对刺杀事件表示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暴行……
方迪就像被一把锋利的刀猛砍了一下，刀太锋利了，还来不及感觉疼痛，只有理性在告诉她：那个让她每天都提着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一刻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她意识到：楼下的人在等着她主持会议，而她很快就会坚持不住，她会瘫倒的，她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待着。于是她拿起包和桌上的车钥匙，关掉电视，迅速离开办公室。
副总经理正在餐厅的一张桌子吃饭，一边还和围在旁边的几个人聊着什么，见方迪下楼就放下筷子迎过来，说：“方总，开会的人都到齐了。”
方迪说：“我有事出去一下，会议你主持。” 副总经理说：“外面已经下起来了。”
方迪说：“我有事。”说着出了餐馆，开车走了。
餐厅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很不解。
天空黑云翻滚，狂风大作，豆大的雨点在电闪雷鸣中噼里啪啦往下砸，方迪恍惚觉得这是天意，犹如她濒临崩溃的内心。
雨像倾泻一样下着，雨刮器快速地摆动才能看清路面，方迪跟着车流行驶，希望快一点回到房子倒在床上，她感到方向盘越来越沉，手脚越来越无力，仿佛人都被抽空了，窒息得连呼吸都困难。她真真切切感觉到了疼，感觉到了心在滴血，那种疼痛从心底蔓延，冷得像寒冬，热得像火烤，欲生欲死都不能……她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
前面出现一座石桥，她把车停在桥边，撑着发虚的身体走到桥的人行台阶上，靠着石栏瘫坐在地上，任凭大雨倾泻，涨疼的头在冷雨的倾泻中似乎好受了一点。这一刻，所有的理性都崩溃了，她双手捂住脸，顺着指缝流淌的已经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叶子农说：“有人说民主不是简单的数人头，是尊重，好像一说数人头就贬损了民主的光芒。真他妈扯淡，那您就直接尊重好了，干吗再弄个民主搅和呢？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都能拿来贴金。好，就当是尊重，那您放眼世界看看吧，一个主权国家尚能用国家机器限制丛林法则，联合国拿什么去限制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只要你不给我利益我就给你民主了，这是哪家子的民主？今天制度不一样我就消灭你，明天呢？制度一样了就没别的矛盾了？人种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是不是都要消灭呢？都消灭了，没差异了，还他妈尊重个屁呀。我说句痞子的话，如果数人头是普世的，那就该先从联合国做起，中国人口最多，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全世界各国的事都要由中国人民决定？”
这个“全世界各国的事都要由中国人民决定”又让戴梦岩一阵大笑，然后说：“我好像听明白点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的民主比西方的民主更科学、更先进？”
叶子农说：“不能这么说，一个药方包治百病那一定是瞎扯。土壤不一样，也许栽到人家的地里就开不出富强的花朵了。佛法讲不住一法，马克思主义讲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都是这个道理。只能这么说，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要认识到这一点，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说话间，服务员把拉面端上来了，好大的一只黑碗，宽宽敞敞装着一碗面。
叶子农说：“嘴脸看过了，那我可以领赏了？”
戴梦岩点点头。
叶子农先往碗里放了一小勺辣椒，然后捧着大碗吃起来，长长的面条吸进嘴里是吸溜吸溜的声音，嚼面条是吧唧吧唧的声音，吃得很香，很惬意。
戴梦岩静静地看着，看了一会儿，说：“你这么用脑子，不累吗？有人说人还是糊涂一点的好，太明白了会活得很累。”
叶子农说：“神人。”戴梦岩问：“怎么了？”
叶子农说：“他一定曾经明白过，一看活得很累，又回去糊涂了，不然他怎么知道？”
戴梦岩笑笑，说：“嗯，吃饭吧。”
戴梦岩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又说：“今天，就你我，我想看你吃面的样子。如果你当着一桌朋友也这样吃，我承认，我会觉得很没面子。”
叶子农嘿嘿一笑说：“那当然，太不给梦姐长脸了。”

戴梦岩问：“你思考那么多问题，思考过你的将来吗？”
叶子农回答：“没有，瞎混呗。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会去纽约，也不知道会来巴黎，我只能做现在知道和想做的。”
戴梦岩说：“这几年内地有个流行语，叫傍大款，知道什么意思吧？”
叶子农回答：“知道。”
戴梦岩说：“有个女记者采访，问我会不会傍大款，我告诉她，我就是大款。”
叶子农说：“懂。因缺有需，你不缺。”
这句话之后，戴梦岩一路就没再说话。
车子开到派拉姆公寓，戴梦岩停车，下车。
叶子农下车，说：“那我上去了。”
戴梦岩站在车边，点下头，等叶子农刚走了几步，轻轻叫了声：“子农。”
叶子农停下。
戴梦岩在夜色中注视了一会儿叶子农，问：“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叶子农愣了一下，说：“当然，这是女士的特权。”戴梦岩上前抱住叶子农，把头埋在他的胸膛里，许久，低声说：“给我一个理由。除了别说为我好，说什么都可以。”
叶子农窘迫地停了一会儿，歉意地说：“我野惯了，真的很难融入那个阶层。”
戴梦岩埋着头，说：“如果有一天我给你放生了，不是因为我不缺。”
叶子农说：“懂。怜悯野生动物。”
戴梦岩说：“你能这么照顾一个女人的体面，谢谢。”

汽车行驶到市区，戴梦岩在几条僻静街道转了几圈，确信没有车辆跟踪了，这才沿塞纳河行驶，来到一处河堤的台阶旁边停下车，下到七八个台阶后就是缓缓流淌的河水。
戴梦岩站在最后一个高出水面的台阶说：“就从这里撒下去的。”
梁士乔把花束拆散了，蹲下轻轻放入水中，然后伫立。鲜花被河水冲成了一枝枝，顺着塞纳河漂远了。

梁士乔没喝酒，问：“九哥，加勒比海8日游，你怎么看？”
老九说：“这里的事我不懂，不敢乱说话。梦岩让我接待客人，我就接待客人。”
梁士乔说：“你把叶先生当兄弟，你在梦岩心里就是大哥，梦岩对你很尊敬。”
老九赶忙说：“哎呀，这可不敢当。” 梁士乔说：“是真的。”
老九说：“那……梦岩出去散散心也好吧？换换心境。我听她说过，要在北京参加个啥发布会，还有个中秋茶话会，都挺重要的，需要调整一下状态吧。”
梁士乔静静地说：“去了加勒比海，还有以后吗？” 老九一下子就愣住了。
梁士乔说：“没有以后了。” 老九惊诧道：“你是说……她……”
梁士乔说：“是的，就是那样的，不是殉情，是担不起一条人命。大家都用功利的眼光看她，都觉得她捞到好处了，没人觉得她会有事。其实，不是每个艺人都唯利是图，追求梦岩的富豪大有人在，梦岩如果为财富是不会找叶先生的。”
老九说：“不找死，不找活，平常过日子，梦岩对子农是有过承诺的，否则子农连门把手都不敢碰一下，更别说走出那扇门了。”
梁士乔说：“一边是民族大义，一边是叶先生的命，梦岩没有选择，只能赌命。她现在要办两件事，一是见奥布莱恩，二是在加勒比海消失。见奥布莱恩需要美国签证，出了这样的政治事件对办签证可能有影响，一般来说交给旅行社代理要好办一些，所以她选择在纽约登船的邮轮。梦岩去过加勒比海，而且很排场，带了摄影、灯光、化妆一大帮人，拍了很多写真，她对邮轮和这条航线很熟悉，所以她选择加勒比海。”
老九如梦初醒，自语道：“原来是这样，一点没看出来啊。”
梁士乔说：“梦岩心里再苦也不会做出一副悲戚的样子给人看，我太了解她了，她就是那样的性格，宁折不弯。”
老九说：“她见奥布莱恩干什么呢？子农说过，这事过去了。”
梁士乔说：“他过去了，梦岩没过去，梦岩不可能有叶先生那么大度。”
老九停了许久，问：“那……该咋办呢？”
梁士乔说：“我要有办法，出事的第二天我就来了，不会等到今天。梦岩这个人劝是劝不来的，心病只能心治。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的话也许她能听进去。”
老九问：“谁？” 梁士乔回答：“你，九哥。”
老九连想都不用想，说：“就我这笨嘴笨脑的，太不着边了！我跟梦岩算上这回才第二次接触，你跟她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你的话要没用，那就谁来都没用了。”
梁士乔说：“我有三个不能说。第一，我是反对放叶先生出来的，我跟梦岩说过：出了事你担不住的。现在真出事了，我无法自圆其说。第二，我在梦岩身上有利益，我说什么都有功利之嫌。第三，我说的话只能是我的思维，我知道我是谁，我就是一个文化商人，我的话对梦岩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先生的话就能让梦岩不惜生死，思维是不一样的。”
老九说：“梦岩那么多朋友……”
梁士乔立刻打断了老九的话，说：“梦岩没朋友，如果有的话就是你我。梦岩这个人是不能劝的，唯有拿硬道理让她心服，劝了只能让她死得快点，就好像一个人要跳楼，下面的人都在劝：别跳啊，别跳啊。你还好意思不跳吗？不跳都对不起大家。”
老九问：“那我跟她说啥呢？你给我点拨一下。”
梁士乔说：“那你就成传话的了，还是我的思维，结果会更糟。梦岩在没见到奥布莱恩之前是没事的，你还有时间考虑，怎么想就怎么说。最重要的是，叶先生是你兄弟，梦岩心里认你这个大哥，你有权说她，有资格说她。”
老九沉思了好久，说：“子农的案子是张志诚负责的，子农的居留、梦岩的茶话会和出事后使馆第一时间来慰问，这都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梦岩的情况应该让张志诚知道，毕竟认识高度不一样，他跟子农也不是一般的朋友，这也是于公于私都合适。”
梁士乔端起酒杯说：“九哥，拜托了！”

老九说：“你别管硬道理软道理，你就说自己的看法。”
方迪说：“这事挺突然的，至少没想到吧，因为叶子农不可能置戴小姐的生死于不顾而一意孤行，如果她没了，那岂不是等于宣布她是被叶子农逼死的？这是支持叶子农还是控诉叶子农？这个问题她想过没有？如果戴小姐不认为叶子农的表态比叶子农的命更重要，她是不会放叶子农出来的，所以那不是叶子农一个人的表态，是他们两人共同的表态，如果她尊重叶子农，尊重她自己的表态，她就不能死，她委屈于此，她的了不起也于此。戴小姐是对香港和国家有用的人，只要她活着就是对叶子农的支持，往大里说就是对国家的支持。”

大约走了40分钟的车程，前面出现了一片山，进山的入口处有一道壮观的大门，门头上写着“雨花亭陵园”5个大字，门口有几个摆摊卖祭品的商贩，没什么生意，如果不是节日性的扫墓这里平时是很冷清的。大门有一个门卫，但是并不过问进出的车辆和人员，车辆一进大门就能看见醒目的路标，指向公墓区和办公区。雨花亭陵园是永久性公墓，完全建在一片山上，一面临水，占地面积2200亩，盘山柏油路通往各大墓区，直至山顶。
方迪沿路标驶到办公大院，停下车走进销售部办公室，这时已经临近下班时间了，屋里只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值班，方迪走上前说：“我昨天预约的，来看墓地。”
值班员翻着记录问：“叫什么？” 方迪回答：“方迪。”
值班员说：“嗯，有的。哎呀，都快下班了，要不你下午再来吧。”
方迪说：“我钱都带来了，您还让我再跑一趟？”
值班员说：“你不是只来看看哪？” 方迪说：“看哪，看好了就买呀。”
值班员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热情地说：“现在就付款啊？那好，那好。我家就住楼上，下不下班的都一样。你要是付全款呢，还有20%的优惠。你选雨花亭算对了，国家批准的正规公墓，受法律保护，规模大，风水好，将来一定会增值的，不像非法墓地，说拆就拆了，你一分钱都收不回来，坑死人呢。”
方迪说：“我想先看看。”
值班员问：“你是给什么人买呢？什么价位的？有什么要求？”
方迪说：“给我自己买，位置清静一点，类型朴素一点，别太招眼。”
值班员看着方迪，说：“你这么年轻……”
方迪说：“商场如战场嘛，谁敢保证破产跳楼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呢？万一破产了连个埋的地方都买不起，我还是先买好了再说吧。”
值班员说：“那……那……越往山顶越清静，越靠山沿越清静。当然啦，越往山顶就越贵，越临湖近越贵，风水好啊。”
方迪说：“好，那我就到这些地方看看。”
值班员起身走到门口，对着院子喊：“耿大爷！耿大爷！”
随着喊声，很快走来一位老汉，大约60岁的样子。
值班员说：“你带方小姐到A9、A11、A12三个区看看，要求清静。”
耿大爷点点头说：“要清静的，好嘞。”
方迪开上车，耿大爷坐在副驾驶位置带路，沿着盘山柏油路一直开到山顶的停车平台，再沿水泥台阶登上山顶。山顶的墓区面积不是很大，墓型都很豪华，确实清静，四面一望山峦湖水尽收眼底，既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又有唯我独尊的高贵。
耿大爷说：“这是A12区，是陵园最好的地段，最清静了，也最尊贵。”
方迪看了看，说：“这个高高在上，不行，咱就是普通群众。”
耿大爷说：“那就去A9区看看，又清静，又不太显。”
于是方迪和耿大爷上车又往山下走，来到位于半山腰的A9区，靠近山沿的位置地形比较复杂，上一块下一块，左一块右一块，山下就是一片湖水。
方迪选了一块墓地，说：“就要这个。”
耿大爷说：“这块已经付过定金了，你要看上这块得碰运气，3个月如果买家没付全款就算没成交，然后谁先付款归谁。”
方迪说：“您把没卖的给我指指看。” 耿大爷把没卖的墓位一一指给方迪。
方迪选了一处，说：“就要这个22号，这个多少钱？”
耿大爷说：“付全款有20%的优惠，优惠之后1.8万，A区标准墓型，4种墓型风格都是一个价。墓型不满意可以换，就高不就低，再加钱。”
方迪指着旁边一个已经刻字的墓位说：“就像那个就可以。”
耿大爷说：“那是A区标准的简约型，不用加钱。”
方迪说：“这万元户才几年哪，一个墓地就1.8万。”
耿大爷说：“有便宜的呀，几百千把的都有。”
方迪问：“建好能用需要多长时间？”
耿大爷说：“从付款签合同算起，到碑文制作、客户验收、预约落葬、封穴盖顶，一般要半个月，碑文太多时间就长一些，手工刻字嘛，还要看师傅手头的活紧不紧。”
方迪说：“碑文刻我的名字，就两个字，其他什么都不要，连日期都不要。”
耿大爷诧异地看了看方迪，说：“哦，哦，那……就该刻红字。”

秦处长把一本笔记递给张志诚，说：“不简单啊，你看看。”
张志诚接过笔记看打开的那一页，点点头说：“嗯，有见解。”
方迪也很想知道叶子农的笔记里写了什么，就问：“我能看看吗？”
张志诚说：“当然。”就把笔记递过去。
方迪坐下，看打开的那一页，明白秦处长说的应该就是这段了-–—
中国盛也民主，衰也民主，盛于实事求是的民主，衰于事于道的民主，盛于国家所有权利益的本质民主，衰于迎合大多数人好恶的形式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曾经是革命的，现在已经不革命了，甚至需要革命了，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如果还抱着美国式的民主不放，将来的结果很可能跟苏联一样，是自身垮掉了，用不着谁去打倒。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人类社会走到这个共识还需要时间，谁先意识到，谁就占优势。
方迪还注意到旁边那页的一段话-–—
说到专制，不管什么事、什么条件，不问青红皂白，唯数人头论，也是一种专制，是对实事求是的专制，是对科学决策的专制，本质上还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专制，而违背科学的，违背事物规律的，就没有不付代价的。
方迪随手翻了一下，又被一段话吸引了-–—
判断一种文化的利弊，如果不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法理论，而是以东方与西方的方位论，以黄土与海洋的颜色论，以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论……这就唯了，要么东方西方，要么黄色蓝色，要么唯心唯物，要么儒家法家，很多的，这个思维半径已经不足以有效判断事物了。讲唯本身就错，说唯已经有了一堆，再弄个唯心与唯物的统一就更错，那不叫统一，叫搅拌，就更一锅粥了。人陷在这个境里面出不来，很多事物就无解，不是所有的判断都适用非此即彼的。如果不以方位、地域、新旧为判断，而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有效为判断，你就不在意它古今中外。
方迪看着，脑子里想着老九跟她说过的话：叶子农说笔记是他个人的认识，对错都是他自己的事，不能公开，不妨碍谁。当然，这些话她已经告诉过张志诚了。

张志诚对秦处长他们说：“你们先忙去吧，我跟方迪谈点事。”
周秘书、秦处长和焦干事3人离开了会议室。 方迪站起来说：“有事啊？”
张志诚说：“桌上的东西你挑一件，留个纪念吧。”
这是方迪没想到的，她怔了一下，说：“这怎么可以呢？”
张志诚说：“那我这个处置权就是假的了？”
方迪环视了一眼桌上的东西，伸手拿起大茶缸，说：“我留这个。”
张志诚有些意外，说：“我以为你会选国旗打火机呢。”
方迪说：“国旗打火机是叶子农的政治态度，有标志性，我拿不动的。”
张志诚问：“那为什么是大茶缸呢？”
方迪说：“您是上海人，不了解以前的北京，以前‘文革'那会儿不像现在这么忙，特别是到了夏天，大点的男孩子一到晚上就扎堆儿，一个大茶缸，几个杯子，几个暖瓶，沏上一大缸子高末，高末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便宜，三四个人就这么喝茶聊天，半夜都不散，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了，叶子农的心思不在挣钱上，人又懒散，就很难有什么朋友了。他一直带着这茶缸，我觉得他是内心孤独，他怀念那段日子。”
张志诚点点头说：“嗯，那你就留着吧。”
方迪说：“梁士乔来送打火机，问了戴梦岩的事。”
张志诚说：“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方迪说：“我也是这么回答的。我跟九哥谈过我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如果可以，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张志诚说：“戴梦岩心理有障碍，可以理解。她的公民身份隶属港英当局，她与子农也不是相互属于的关系，这就涉及两个权利，一个是身份权利，一个是关系权利。在人们的习惯认识里，如果她与子农的关系是母子、夫妻或情侣，就不存在用谁的血给谁镀金了，那叫牺牲与担当，而戴梦岩缺乏这种心理支持，也容易被人用功利的思维去评价。在这种负罪感的基础上，价值观的波动、感情的失败、失去叶子农的悲痛，还有曾经的委屈、无奈，所有这些集中在一个时间点时，戴梦岩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就很难承受了。但是我们说，不管是戴梦岩缺乏心理支持还是有些人用功利的思维看问题，都是狭隘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维护自己的祖国，都理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敬，这才是本质，才是主流。戴梦岩无愧祖国，没什么不可心安的，解了这个负罪感，她才有心理支撑的基础。”
方迪说：“还是您看得透彻。” 张志诚说：“嗯？学会拍马屁了？”
方迪说：“没有，是真心话。”
张志诚说：“戴梦岩想做什么就让她做去，她心里积的东西得有个释放，到了船上会有人跟她做伴的，她会有新朋友。梁士乔处理得也很好，不扩大范围，不许有围观的和好心帮倒忙的。只有子农没处理好，事情没搞扎实就跑出来了，戴梦岩要是出了事，他子农跑到西天也得兜着。要求戴梦岩能跟上子农的思维，不现实的，他那种思维太一竿子到底了，一般人很难适应。子农属豹子的，吃独食惯了，做群众工作他还需要学习。”
方迪说：“人都没了，怎么学啊？”
张志诚看了看方迪手里的大茶缸，说：“来世你教他。”

戴梦岩乘电梯到3楼，出电梯正要往右转，这时奥布莱恩不知是出于内疚还是出于对女士的礼貌，没有在办公室坐等，而是迎了出来。奥布莱恩问了一句：“是戴小姐吗？”两人在相距将近一米的距离都站下了，戴梦岩也知道了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奥布莱恩。
戴梦岩静静地站着、看着，奥布莱恩头发雪白，满脸皱纹，眼袋松弛，高大而消瘦的身躯因为有些驼背显得更加苍老。就在这一瞬间，她在脑子里盘旋过无数次的那句质问突然就凝固了，沉重得让她拿不起来，这个沉默的女人甚至连嘴唇都没颤动一下，就这样沉默地对视着，相持了几秒钟转身走了，走的楼梯。
停车场上，老九看见戴梦岩从大门里出来便发动汽车迎了过去，戴梦岩上车，汽车驶离迪拉诺公司总部大楼，汇入路上的车流中。
老九问：“见了？” 戴梦岩轻轻点下头：“嗯，一个老人，满头白发。”
老九又问：“说了？” 戴梦岩摇下头：“没有。”
老九愣了一下，不解地问：“咋了？”
戴梦岩说：“他满头白发……我说不出口了。” 老九极其不解地问：“为啥？”
戴梦岩说：“该给他这把年纪留点尊重。”
老九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老九说：“梦岩，你是名人，你要觉得九哥还配跟你说句话……”
戴梦岩立刻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老九的话，然后平静地说：“九哥，我不敢说在纽约有朋友，但熟人还是有几个的。这次来纽约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就麻烦九哥了，我说这个没什么看不看得起的意思，你就是我九哥。”
老九点点头，说：“送子农的时候我掉泪了，说实在的，我爹走我都没掉泪，毕竟人到岁数了，叫白喜。可子农……太可惜了。”
戴梦岩说：“是我没做好。” 老九说：“你做得不是好不好，是对。”
戴梦岩沉默不语。
老九说：“我是美国人，你是香港人，说到底还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呢？放子农出来，那不是子农一个人的表态，是你们两人共同的表态，没有你的支持子农做不到，子农是相信你才敢走出那扇门的。你要是没了，就是子农逼死你的，往大里说就是国家逼死你的，这个你就能扛住了？你委屈于此，了不起也于此。你是对香港和国家有用的人，你好好活着就是对子农的尊重，往大里说就是对国家的尊重。”
戴梦岩被说到了心底最隐秘的痛处，嘴唇颤抖，眼泪夺眶而出。
老九说：“出去散散心也好，早点回来，别让九哥惦记。”
戴梦岩的眼泪哗哗地流，已经坐不住了，说了声“谢谢九哥”，起身去了登船大厅。

墓地的基座和围栏是白色大理石，大约一平方米多点，墓型简约、庄重，墓穴是敞开的，穴盖就在旁边，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只有两个红色刻字：方迪。没有日期，没有其他碑文。
耿大爷说：“你把里面打扫一下，墓碑也擦擦，要自己做的。我先下去，过半个小时我带人来封穴，你放东西要仔细，盖子用水泥封牢就不能打开了，忘东西不敬。”
方迪说：“知道了大爷，谢谢啊，麻烦您了。”
耿大爷摆摆手说：“没啥，怕你年轻不懂啊。”说着就先离开了。
方迪用扫帚将墓穴里的尘土仔仔细细扫成一堆，用撮箕撮出来倒掉，又用抹布将墓碑和墓穴擦拭几遍，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之后，她把一只提包打开，先是取出一块红绸子铺在墓穴底部，然后取出大茶缸、4个杯子、一袋茉莉花茶、一包大前门香烟、一盒录有她跳舞的录像带，依次摆放整齐，最后放进去的是那两只不锈钢打火机。
她一边做这些，一边念叨着：“我们只见过一面，我没资格对你做什么，可你知道女人还特爱把自己当回事，好在你也不在意这些，那就这样了。我不是个迷信的人，可心里的牵挂总得有个寄托吧，我就是放心不下你老在外面飘荡，总有个刮风下雨的时候吧，你要是不嫌弃呢，碰到刮风下雨就进来躲躲，累了就来歇歇脚，我把心放在这儿了，你什么时候来我都陪你。戴小姐的事张主任批评你了，说你没处理好，事情没搞扎实就跑出来了，我觉得批评得对。我挺佩服戴小姐的，豁得出去，是个有血性的女人都会那样。”
两只打火机很沉，放在录像带上她怕时间久了压坏，就拿下来放在旁边，念叨：“录像带是我跳舞的，专门找人编辑了一下，打算有机会了勾引你，我搁这儿了，希望能把你勾引过来。这两个打火机是不锈钢的，经磕碰，摔坏了也不值几个钱，本来也是勾引你的，现在我决定把它当成奖章发给你，一个普通女人给你发的奖章。他们都说你挺赖的，我也觉得你不是乖孩子，那要表扬你什么呢？就两条：一是有底线，二是包容女人。”
放好了东西，她坐在墓沿上从包里拿出烟和打火机，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着，静静地望着远方，山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她没哭，她的神态像雕塑一样平静，可眼泪却像决堤一样啪嗒啪嗒往下流，心在喃喃：臭小子，爱死你了！受不了你，真的受不了你……